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技术创新外部性和高风险性削弱了企业创新意愿,需要政府提供补助以激励。近年来我国政府每年拨付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补助占给全部上市公司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政府补助政策倡导发放事后补助,但数据表明目前事前补助发放仍多于事后补助,政策倡导合理性仍有待探究。为此,本研究验证政府补助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影响的差异。以“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从投入、产出和行为三方面验证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验证影响政府补助行为效应的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事后补助整体作用效果优于事前补助。事前补助和事后补助均具有投入和行为效应,事后补助比事前补助的产出效应和行为效应更显著。（2）事前补助通过资金补充和信号传递产生投入效应,通过提高上市公司知识吸收能力产生行为效应;事后补助通过资金补充产生投入效应,通过提高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效率产生产出效应,通过提高上市公司知识吸收能力和研发投资效率产生行为效应。（3）对国有上市公司,两种补助均不具有行为效应,对非国有上市公司则均具有行为效应;对高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两种补助均具有行为效应,对低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仅事后补助有行为效应;对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上市公司,两种补助均能产生行为效应,对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上市公司,只有事后补助有行为效应。（4）对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事后补助比事前补助的行为效应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事前补助比事后补助的行为效应显著;对高校密集地区的上市公司,两种补助均有行为效应,对非高校密集地区的上市公司,仅事后补助有行为效应;对产业集群内的上市公司,两种补助均有行为效应,对非产业集群内的上市公司,仅事后补助有行为效应。本研究将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从投入、产出效应拓展到行为效应,将吸收能力理论引入政府补助行为效应影响机制分析,多角度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和异质性因素。本研究丰富了政府补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相关理论,为优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政府补助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