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转型社会结构下,由新旧矛盾激烈碰撞诱发的公民政策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国地方政策的最终走向,并对地方政府政策回应能力的提升作出要求。通常来说,政策抗争主要指政策受损者以强硬行动迫使政策主体或政策受惠者改变其政策行为偏好,以实现左右公共政策目标的目的。其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的政策态度行为,强调政策受众的抗争意图。我国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基层实践者,其深嵌于社会现实的角色地位,决定了其最易成为公民政策抗争的直接焦灼对象。受困于“官僚极权与民主回应”、“绩效考核与秩序稳定”以及“政策疲软与参与过度”间的现实回应悖论,地方政府的政策抗争回应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频发政策抗争过程中的选择性回应行为及其内在互动逻辑,就成为文章重点研究主题。文章将地方政府的政策抗争多元回应博弈作为研究起点,具体分析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价值悖论、动机悖论和效果悖论。研究认为,公共政策抗争是公民基于官民利益博弈,在极端情境下采取激烈行动倒逼政府回应公民诉求的结果,而政府在此过程中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风险成本-经济效益”最优化。文章由此采用混合定性研究法,基于文献研究及深度调研,对3个作用于地方政府政策抗争回应选择的3个关键因子进行编码,即“官民利益一致程度”、“绩效责任风险阈值”和“政策抗争聚合黏性”,结合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政策抗争回应选择结果来构造回应性三维模型,并利用20例政策抗争典案初步检验模型规范性。研究基于回应模型构建,深入比较分析上海市3例地方政策抗争事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抗争回应选择行为及其变化,实质是其在特定情境下,受3个核心要素作用而对当前或未来潜在风险收益的综合评估,在寻求“政策目标”与“社会秩序”动态平衡过程中,最终会从回应速度、回应范围、回应方式三方面做出不同程度的回应选择,即轻度回应—言语解释、中度回应—政策微调、重度回应—政策变革。需注意的是,试图做出风险收益最优回应选择的地方政府,其实际回应选择还会受到现实能力和条件框制,即其对政策抗争的认知、反应和处置力。总体而言,本研究是针对地方政府在政策抗争中做出不同回应选择行为的初探,试图通过不同政策抗争情境的比较研究来厘清其回应选择背后的内在动机及其逻辑,对现代政策冲突的治理以及回应型政府的建设存在现实价值。本文的局限在于:首先,由于政策抗争事件的爆发具有偶然性,因而案例选择的结构化程度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次,本文仅采用混合型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案例比较论证,而在定量分析层面相对不足;第三,本文主要侧重问题的剖析和呈现,但并没有就此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地方政府政策抗争比较定量研究及其存在问题的解决将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