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所处的时代,是科学与传统、学术与政治、激进与动荡交织的年代。身处这一时代,他意识到中国人之痛苦,不在身体之疾病,而在于社会所造成的贫穷,因而义无反顾选择了社会学,力求认识社会乃至改革社会。在理想与现实间,费孝通的愿景发生了落差。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并不能直接落地生根,相反它的一系列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与中国实际产生了巨大的龃龉。适时孙本文、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帕克提倡实地调研不同的社会生活,为费孝通的学术道路点明了前进方向,也成为他终生探寻的学术命题。费孝通的本土化学术实践,既有微观层面的操作,又有宏观层面的设计。他早期研究,受西方功能主义的影响深厚,以社区调查辅以功能主义理论进行江村研究,实现了西方理论在地化的一次有效尝试。40年代,费孝通在云南寻找到与江村迥然不同的三种村庄样态,从而在横向层面摸索出了中国乡村主要的四种模式,成功实践了类型比较研究法。费孝通的本土化研究路径,呈现出由小见大,由精到广的特点。后期研究,他从横向乡土社会转移至纵向社会结构,研究对象也由最初的村庄到城镇,再上升到城市与区域,进而形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态势。费孝通尤为关注乡村问题,他的研究视角,由乡村经济变动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再到研究与之相配的乡土伦理体系。原因在于,这套乡土社会结构,才是千年来中国人思想中“存在的巨链”,也是国民性之所在。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费孝通提炼出“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双轨政治”、“文化自觉”等理论与概念,为分析中国乡土提供了一套理想的“概念工具”,在摸索的过程中实现了学术概念本土化。这些概念,是真实与想象的结合体,为乡土社会提供了另一重解释维度。费孝通在社会学本土化上建树颇多,为这一命题的开展起到了破题与入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诸多启发:要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整合学科,而非用学科思维切割问题。在本土化研究中,注意平衡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的关系,摸索双方的适用范围。寻找本土化资源,兼及对历史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阐释,关注小传统中隐性的一面。敢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提出质疑,进行反转。西方学术界有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所阐发的理论与经验/实践、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多依循二元对立的模式。相反,我们要尝试将理论矛盾、冲突的特性搁置,重视二元并存以及其间连接、张力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