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观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参与是不争的事实，在每部译作中都有体现。建立在客观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世界的镜像反映，忽视甚至排斥语言研究中人的主观作用。建立在客观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长期把追求原文作者的意图和原文的意义作为翻译的目标，把“忠实”、“对等”奉为译者的圭臬，译者的主观性长期受到忽视甚至抑制。18世纪发轫于西方的阐释学派把关注的焦点投投向读者，强调读者的接受与阅读，读者的地位得以提升。而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彻底颠覆了传统译论，译者的主观性得以空前的彰显。译者被赋予无限的权利，最终导致阐释的无度和理解的放纵。综观中西翻译史，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译者主观性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涉及对译者主观性的研究往往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维度，研究难免成为流于形式的泛泛之谈，很难在广度和深度上展开。　　直至基于体验主义哲学的认知语言学的出现，才为译者主观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语言学认为在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人的认知这一中间环节，语言不是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经过人的认知加工，打上了主观性的烙印。语言的使用体现了人的主观性。Langacker(1987，1991，2008)提出的识解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识解维度的提出为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性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选定《红楼梦》回目前八十回的原文及三个译本（霍克思翁婿译本、杨宪益夫妇译本及邦索尔译本）为语料展开研究。之所以选择回目作为考察对象，不仅因为回目高度凝练了文本的内容，是文本情节的主线，更主要的是其本身形成了一个闭合的语料，便于开展定性和定量分析。　　本研究基于Langacker(1987，1991，2008)的识解理论，以识解的维度（辖域和背景、详略度、视角、突显）对《红楼梦》回目前八十回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本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三个译本在识解维度上表现出的共性和差异，以揭示三个译本中译者主观性的不同表征，并试图从理论层面上探讨这些差异所产生的深层原因和运作机制。本研究拟就以下两个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1)在不同译本中，作为主观性表征的识解在各个维度上具有什么样的共性和差异？　　(2)在翻译过程中，不同译者所体现出主观性差异的深层机制是什么？　　在辖域和背景这个维度上，本文采用了选取典型例子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域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百科知识，在微观层面上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均有体现。本文分别从音位、词汇、短语、语篇等层面讨论了域在翻译过程中的表征。针对原文辖域信息缺失而造成的误译，本文提出了翻译过程中在译文中进行辖域信息的补偿策略:信息意图与交际意图的匹配、语境假设的重构与充实、语境含意呈现等策略。　　在详略度这个维度上，本文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详略度的宏观体现上，本文借助统计软件对三个译文总体的词汇量及平均句长进行统计，作为三个译文在宏观层面上详略度的参考。在微观层面上，本文从上下义词和修饰语与中心词两方面展开考察。针对作者出于各种目的的考虑，原文中存在难以言明，甚至前后矛盾的信息，本文把它们归入隐性详略度细化的范畴进行考察。　　在视角这个维度上，本文以原文为参照，对比三个译文的视角与原文视角的异同，采用了量化研究方法。本文以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主位”和“述位”理论为指导，认为主位的选择体现了作者的视角。本文按照原文中名词词组充当主位、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充当主位的情况展开讨论。并根据三个译文所参照原文本的不同，本文对原文存在差异的回目单独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杨译以原文的参与者做主位的比例最高，达到96％，邦译以原文的环境成分做主位的比例最高，达59％。霍译以原文的参与者做主位和以原文的环境成分做主位的比例相对最低，分别为83％和6％，说明霍译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视角做了最大的调整。　　在突显这个维度上，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本文从汉语主语的特殊性出发，指出Talmy(2000)提出的句法成分与图形/背景的对应关系并不完全适合汉语的研究。因此本文对图形/背景理论进行修正，提出了突显具有如下特征:1.突显具有单向性;2.突显在整个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构成了一个网络;3.在句子层面，各个句法成分的突显程度呈现渐进性。本文还首次把各个句法成分所处位置的标记性与非标记性纳入考察的范围。主语处于句首属于非标记的位置。宾语、状语处于句首属于标记性位置，比它们各自在其它位置受到更大程度的突显。本文从句子层面和音位层面讨论了突显在文本中的体现。在句子层面，本文从突显在主从句之间的体现和单句内部的体现展开研究。在音位层面上，本文从叠音词、词语重出叠见、双声叠韵等方面展开研究。　　针对三个译文在识解的不同维度上展现出来的异同，本文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首先本文对“识解对等”和“主观化对等”的说法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认为识解对等和主观化对等理论的提出是对建立在体验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认知语言学的背叛，是两种哲学思想的冲撞。继而针对不同认知主体在识解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同，本文提出了翻译的交互主观化本质，即整个翻译过程是由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个认知主体共同参与的，在语内和语际进行的两轮交互主观化过程。在每轮交互主观化过程中，两个认知主体之间就识解维度上的参量进行协商，通过概念整合，形成派生的识解参量。在第一轮语内交互主观化过程中，译者以派生的识解参量对原文识解，形成对原文的概念化;在第二轮语际交互主观化过程中，译者以派生的识解参量对自己业已形成的概念化进行识解，生成译文。而在交互主观化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所追求的目标是形成认知主体之间识解参量协商的动态平衡，促成译文读者在识解各个维度上形成对译文“识解的合理性”。最终，经过两轮交互主观化的翻译过程，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在大脑里形成的概念化之间要呈现出“概念化的和谐性”。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为指导，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观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主观性的异同，并从理论层面上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阐释，揭示了翻译过程的交互主观化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