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上讲,“事实”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其“客观真实性”。而在现代诉讼中,基于证据裁判主义的要求,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依据证据。诉讼证明实质上是一种运用证据推求已经发生之事实的认识活动,因此证据构成了这项认识活动的基石。犯罪构成事实必须以严格证明方式进行。而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司法机关接受和采纳?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就是现今证据制度的核心价值之一-证据资格问题。而2010年两高三部先后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是我国司法制度中的一件意义及其深远的大事,其从法律层面明确树立了我国刑事证据资格条件的实现形式。随着两个《证据规定》中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明确,并辅之于相关具体证明程序、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来实现排除之现实目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关应当充分充当起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活动的角色,并主动监督侦查机关形成内部制度从而进一步有效杜绝非法取证活动。本文共计三万余字,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章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笔者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充分的法理分析,进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目前我国法律环境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表述。第二部分为文章第三章,在该部分中笔者意图从我国目前刑事检察工作的地位和实际操作角度出发,论述检察机关在工作中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三部分为文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笔者欲结合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现象,以刑事诉讼活动“审判中心制”为原则,重新构建检察工作和侦察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索一条检察工作能以排除非法证据为抓好,能更好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