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口治理,人口既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目标。而中国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在国家的人口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户籍制度不仅涉及人口信息的收集、登记以及对人口迁徙和流动的限制,还涉及与人口的生命过程有关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内容。国家正是运用户籍制度来对人的居住、迁移、工作、生活进行干预,从而满足国家治理的目标。户籍制度作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用以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和守法程序,它首先是一种话语实践,即在国家治理场域中产生的一类话语陈述。本文从话语实践的视角入手,梳理1949-2019年在国家治理场域中出现的户籍话语。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两个层面对户籍制度的话语实践进行分析:一是从认知实践的层面,分析每一个时期的户籍话语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建构话语和认知话语。即在每个时期户籍话语建构了怎样的“人口类型”或“户口类型”,又发展了什么样的认知话语来对人口现象进行认知的。二是从治理实践的层面,探讨户籍话语发展了哪些治理策略,这些治理策略又蕴含着怎么样的治理权力。通过这些分析,笔者试图勾勒出一幅国家通过户籍话语实践来建构人口概念,认知人口现象,干预人口生命历程的治理图景。本文将我国户籍话语实践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秩序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的户籍话语发展出“重点人口”这一人口类型,并发展出一系列人口认知策略。第二个时期是重工业资本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户籍话语发展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样一种人口区分,并通过一系列治理策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第三个时期是发展主义时期,这一时期“流动人口”成为户籍话语实践新的主体,并且在户籍话语中,围绕着“流动人口”产生了一系列的人口治理策略。第四个时期是新型城镇化时期,这一时期“流动人口”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户籍话语中,它不再被视作会为城市带来负担的“外来人口”,而是被视为一种“人口资源”。这一时期的户籍治理策略的目标也是推动人口的城镇化和市民化。本文进一步分析认为,每一个时期的户籍话语,都是基于人口治理的需要而被陈述出来的。而当前的户籍制度是作用在人口之上的一种更审慎、更复杂、更精密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不再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来制约个体的行为,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而是通过更加科学的认知手段对人口现象进行认知,认知作为人口组成部分的行动者的行为、偏好、意愿,进而发展出一套更加科学的治理手段对人口的生命过程进行影响和干预,从而满足国家治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