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被统摄在现代性的诉求之中,所有的犹疑与孤伶,痛楚与彷徨,激越与飞扬,光荣与梦想似乎都在与现代性相纠结。有研究者指出,“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或坚持,都是以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的。”在我看来,这一“前提”事实上已经积淀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集体记忆。它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对过去的解构,在与历史的关联上,强调一种断裂和变革,其二是对现在和未来的新秩序的建设,体现为现代性进程中精神层面上新知识和新发现的启蒙。概而言之,正是“断裂”和启蒙从不同的精神取向呈现出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叙事中的集体记忆。然而,我们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的说明并不能代替作家个体的真切生命感受,现代性历史叙事虽然成为20世纪百年文学的时代律令,文学的复杂景观却往往远远超出我们设定整合的范围,正是这些拒绝被整合的异质性碎片透视出芜杂而更为深在的内容。在这一意义上,那些关注不同个体的精神处境和存在体验的“个人记忆”型写作理应受到文学研究的重视。我认为,这些“个人记忆”型写作更能凸现出文学对既定文化价值结构的强烈突破诉求,我们就在对它们的深入研究中寻找和发现这种指向未来的精神意向。本论文就试图通过对鲁迅、沈从文、汪曾祺这三位作家的个案分析,并借助文本、话语、意义三个层面的研考,找出他们在文学图景的本体性建构中所坚守的共同元素,并期望能对当下文学现实有所借鉴和启示。本论文发现,在文本层面他们是在情和理的交战中于另一维度审视着“乡土中国”的“新”与“旧”。现代性历史叙事是用进化的文学发展观为我们证实“新”的总比“旧”的好。然而,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于理新的肯定比旧的好,于情却显得犹疑,虽然最终是理战胜了情,但正是情和理的常常不和谐才让文学真正成其为文学。从鲁迅到汪曾祺,他们以文学本体性言说在其文本层面由隐到显地形成了另外一种文学发展观念:新的未必比旧的好,旧的渗入新的,新招牌旧货色,普遍可见。对应于话语层面,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发展观是两种不同的叙事话语。于情于理,鲁迅他们都对一味向“新”的现代性叙事话语产生了怀疑。我将他们这种叙事话语称为文学本体性话语。它虽然并不高标反抗,但当他们疏离时代政治主潮,将关注人的生命本质和存在体验作为作品题旨时,在文坛格局中,实际上成为一种潜隐性的对抗力量。这种对抗力量虽然和现代性叙事话语中的体制性政治性反抗力量之间构成了冲突乃至对抗,但这种冲突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文学本体性话语是立意于思想价值层面的反抗,它和现代性文学中的体制性、政治性的反抗力量共同支撑起20世纪的文学时空。在20世纪时代浪潮的裹挟中。现代性历史叙事的文学意义常以时代性作为标尺,而鲁迅他们的文学本体性言说在意义层面上更看重文学的本体性,即文学的文学性意义。在文学性和时代性的两难之辨中,我认为我们不能用坚守文学性的理由来排斥对现实时代性的关注。文学越是能独立地体现时代性就越是在体现文学性,文学图景的本体性建构并不能远离时代语境来完成。我们的文学应在文学性前提下与时代性有机结合,正是它们的有机结合才使文学具有了终极性的超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