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山西沦陷区(或日占区)约占全省总面积2/3以上,而沦陷区农村则无疑是山西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先前关于该区域的宏观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囿于其特殊性造成相关农村资料缺乏,导致微观考察受限。有些学者强调,抗战史研究重点应加强微观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场景清晰,微观的研究透彻明了,宏观问题就有了进行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价的基础,否则就只能重复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这样的文章纵有千百篇亦无法触及中华民族抗战史的本相,更无法使之真实、宏观、全面和科学。本文基于日军在沦陷区农村进行的实态调查资料,对一些典型村庄予以微观研究,以期反观抗战时期整个山西沦陷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走向。文章分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研究基础,包括绪论和第一章。绪论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综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概括了行文结构和研究内容及其运用的资料与具体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以1933年山西农村教育改进社阳曲县农村调查资料为基础,对该县20村做了比较分析,认为在当时全国农村整体衰落的情势下本地区农业经济十分不景气,然将之与沦陷区进行对照,无论从土地价格、生产成本、租税负担、亩产量还是农民生活状态来看,后者则更糟糕,农民处境可以说举步维艰。这部分是全文内容展开的背景参照。第二部分是全文重点,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找到新的切入点,利用日军占领期间在山西所做的农村实态调查资料,结合当时日伪报刊及抗战损失资料汇编,选取了平遥县南政村、晋泉县(旧太原县)黄陵村、临汾县高河店村、潞泽地区长治县史家庄、晋城县峪南村和岗头村及阳高县富贵村等具体的“点”,对山西沦陷区农业经济进行了微观分析:关于平遥县南政村,通过分析认为南政村是该县居于中上等地位的村庄,基本上以农为主;通过对农民阶层与生产成本的分析,认为其虽自耕农占多数,但不足10亩地的137户占总户数的48.2%,属于规模很小的小农经营。大多数农民都需租种他人土地或出卖劳力补充农产不足,故雇佣和租佃现象普遍。关于晋泉县(旧太原县)黄陵村,着重从五方面做了考察,一是晋泉县自然环境与农业概况、二是黄陵村生产环境及农户分类、三是农业经营情况、四是农作物生产与贩卖、五是农家兼业情形,认为由于耕地面积不充分,造成劳动力相对过剩,仅仅依靠农业劳动不足以满足劳动力的消费,从该村95家农户1939年度现金收支情况可以看出依靠农业的收入极少,收入的大部分是从事非农业职业获得,所以所有剩余劳动力都必须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而日本侵略战争造成当时治安混乱、集市停止、店铺倒闭歇业,并且由于交通破坏而使村民外出从事兼职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受阻,将其赖以谋生的路子严严实实地堵上。关于临汾县高河店村,同样基于日军当时所做农村调查资料,从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关系、以市场为纽带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渗透及土地所有制情况、分家析产对农业规模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了高河店村家庭手工业通过市场逐渐转化小商品生产并最终脱离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潞泽地区,则以长治县史家庄及城县峪南村和岗头村为重点,对其农业、副业做了分析,以副补农、半农半商是该地区农业特色,认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对家畜、租税、铁制农具制造与输出及农产物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揭示了日本侵略的破坏性和残酷性。关于晋北农村,则以阳高县富贵村(当时行政上隶属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为例,主要对其农耕生产、农村惯行以及畜产进行了分析,认为晋北农村存在土地买卖、典押的现象,借贷现象非常普遍;其畜产既是培育农耕役畜的需要,更为其特色副业毛皮业提供货源。但由于日本侵略,曾经繁华的自由贸易市场被关停,致使其农业、副业、贸易受到极大影响。第三部分即第七章,以日伪在山西沦陷区农村施行的鸦片政策及统制管理为重点,分析了日伪施行鸦片政策的特点,一是鸦片栽种、贸易合法化,二是以“五年禁烟计划”为幌子自上而下设立鸦片统制机构禁烟局和土药业公会对鸦片实行统制经营与管理,攫取暴利,以达“以战养战”目的。第四部分是全文结论,认为日本侵略打乱了山西农村发展进程,加速了农村经济破产;日伪实行统制经济对农业资源进行竭泽而渔,加深了沦陷区农民苦难与贫困处境;日本为实现“以战养战”目的而采取的开发农业的手段与其掠夺破坏造成沦陷区农业资源严重损失相比不足为道;鸦片政策不仅毒害了中国人身心健康,削弱了中国人抵抗侵略的战斗力,而且攫取了鸦片贸易的暴利,破坏了沦陷区正常的农业生产经营,造成农业生产的畸形发展形态。概言之,本文以“山西沦陷区农业经济”为研究对象,以满铁《北支农村的实态——山西省晋泉县黄陵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山西省农村概况调查——以在平遥进行的生产分析为中心》、《潞泽地区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满铁北支农村实态调查临汾班报告》等资料为主体分析资源,对沦陷区几个典型村庄进行了详细考察,剖析了其土地所有制性质、农民阶层分解、以副补农与半农半商的被动选择,等等;进一步说,通过对这些能够反证日人罪行的原始材料的深入的微观研究,揭穿了日伪的虚假宣传与统制经济的实质,使之战争罪行永远无法遁形,亦使今天尚在逃脱罪责的日本某些政界人士正视历史,以史为鉴,这将是非常有意义之事。诚如著名史学家曾业英先生所言,“由于日伪官方的自我供认,在一定意义上说,比政治对手的指控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