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99年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使我国顺利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帮助万千学子实现大学梦,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高素质人才保障的同时,也对大学生就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大学生就业的显性问题即大学生失业问题,而隐性问题则表现为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着与自己受教育水平不相匹配的工作,出现了过度教育,但是这一提法在我国却存在一定的争议。过度教育自1976年首次被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系统研究至今已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内容包含过度教育的内涵、测量方法、表现特征、影响后果以及过度教育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个人收益的影响等多个领域。相比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争议较多,表面研究较多,深入研究较少;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宽泛研究较多,专门研究较少。尤其表现在有关过度教育内涵的理论研究空洞泛泛,对过度教育形成机制的研究尚且肤浅,有关过度教育成因的实证研究明显不足三个方面。这些已有研究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也成了本文主要突破点和着力解决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过度教育现象为切入点,将研究重点锁定在了成因研究。过度教育内涵是过度教育成因研究的基础,本文分析了教育通过技能水平和工作期望两个中介变量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下降,在此前提下明确了“度”的含义,并提出了本文对过度教育的界定,抓住了过度教育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教育水平与岗位要求的不匹配。为了深入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本文还对过度教育与相关一些概念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尤其是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的关系,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了在同一时期过度教育和知识失业的正相关关系。另外通过对初次就业率、职业吻合度、就业满意度、相对薪资水平等指标的描述,提出了过度教育在我国确实存在的观点。为了进一步明确过度教育的成因,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展开分析。首先宏观角度,由于过度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提出了过度教育的时空性问题,在分析我国和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高等教育规模大众化进程的基础上,提出了过度教育倒U型曲线假说,并计算了我国2003年-2012年的过度教育发生率。通过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特点,发现三种结构的相对偏低,难以提供适合大学毕业生规模的有效岗位也是宏观层面出现过度教育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特有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因素也促发了过度教育。在微观层面,首先提出了过度教育产生的根源是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即人力资本的价值性和人力资本产权的可分离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过度教育微观分析模型——雇佣双方选择四象限模型,并分别在不同理论基础上对四个象限进行了深入探讨。除了雇佣双方之外,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包含城镇内部的“本地和外地”分割、区域间的核心和外围分割、行业间的垄断和竞争的分割也加剧了过度教育的发生。结合两章理论分析,在第五章最后,借鉴勒温场论B=F(PE)构建了过度教育形成机制模型。经过两章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存在结构性过度教育问题,它的发生受到劳动者个人、雇主、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以及宏观环境多方面影响。为了更好地验证理论分析,揭示现阶段我国过度教育的现状和成因,在第六章本文进行了过度教育成因的实证研究。以工作分析法为理念,结合国际职业分类标准和国际教育分类标准,创建了新的测量过度教育发生率的方法。利用该方法测量了我国目前阶段过度教育发生率为27.60%,并进行了横向的国际比较,发现当我国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与美国与欧洲一些国家相似时,人均GDP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水平要远低于这些国家,这也说明了我国的过度教育状况目前属于较高水平,并测算了分人力资本因素、个人特征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和工作特征因素下的各个过度教育情况。为了验证各个因素的显著性,建立了两个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教育程度的情况下,户籍、职业、年龄、工作经验、单位类型、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父亲教育水平和父亲所在单位类型对过度教育的发生有非常显著或者比较显著的影响,如果将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年龄、工作经验、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成为了显著影响变量。所以,过度教育的影响因素是多角度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教育一方作用的结果。在所有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缓解过度教育的政策启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更多适合高等教育劳动者的有效就业岗位;适度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合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降低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保障人才合理流动。对于企业而言应建立更为合理的用人制度,不可唯学历论。在文章最后部分对有关过度教育的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