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所塑造的大量经典女性形象,她们在不同的男性作家笔下性格多样,命运迥异。然而,由于男权社会成为故事始终不变的唯一背景,女性在男权话语中只能以被欲望的“他者”生活下去。以性别视角关注形成于元杂剧文本创作领域的男性话语霸权,通过对元杂剧男性作家文本的重读试图说明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形象是作为“他者”而被“异化”所谓的具有女性意识的形象,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带有的极强男权色彩的“异化”是一种隐性的塑造,是元代的社会环境促使男性本身“双性同体”的性别机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具体反映。首先,文章依据女性主义批评的相关理论,将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定义为“他者”,即她们都是男性作家根据自己的体验、理解、需求创造出来的,缺乏自我意识的“他者”。就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来说,男性作家将自身所缺乏的,想从别人身上获得的,同时又莫名其妙感到恐惧的“他性”投射到女性身上,使女性对于他们以致整个社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价值。其次,根据女性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颠覆性解读的结论,将元杂剧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划分,以全新的视角将她们的形象定义为“家中天使”、“人间魅影”、“魔女妖妇”三类,并进行了还原这些被“隐性异化”的女性形象的具体尝试。无论是“家中天使”、“人间魅影”还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魔女妖妇”均是被男权话语“异化”了的女性形象,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不可挑战与逾越的书写形式。在这一形式中隐藏了男性对中国男权社会固有传统的坚持、对女性生命力的压抑、对女性自我精神的绝对控制。男性试图在这些被扭曲的女性的身上寻找到将“父权神话”延续下去的可能,从而使自己在社会中永远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最后,从英国著名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概念着手,考虑元代社会的具体历史背景以及元代男性作家的生存环境,分析元杂剧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进行“隐性异化”的心理成因,并得出结论:男性作家在元杂剧作品所表现出对女性悲惨境遇的愤怒与不满情绪,无疑是矫枉过正之举,尤其是在他们强调要改善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时,这种抹杀两性差异的做法已经成为向男性中心文化回归的另一种形式,其实质是男性为女性构建了一条看似繁花似锦的人生道路,然而,这条路最终仍然指向依附者的命运。在堪称一代文学奇葩的元杂剧创作领域,男性作家虽然塑造了众多神采奕奕的女性形象,但是这些女性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失语”与“禁声”的尴尬,她们昙花一现的生命意识最终被根深蒂固的男权话语所取代,成为被男性所欲望的一个又一个“家中天使”的典范,或是“魔女妖妇”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