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期理论,古往今来说法不一：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为了区别之前的时代,将公元5世纪称之为现代,这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渡；黑格尔将1500年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是将理性作为现代的标志,现代性就是建基于理性之上的；哈贝马斯认可黑格尔,并将黑格尔的思想上升到哲学视域。他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试图‘用思想来把握’他的时代的哲学家”,因此,“主体性”也成了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理论的核心。至于国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俞吾金先生在《现代性现象学》中对现代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时间界定：“‘现代’大致指的是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这个历史时期。”所谓现代的分期,只是相对的,所有哲人和学者对现代史的划分都是基于社会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或表征区别,而大部分哲人则是遵从了表征区别,或从唯心出发或从感性唯物出发,这往往忽略本质区别。恰恰是马克思,以生产方式这一本质区别,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社会”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全面地对现代性做出了反思与批判。后现代思潮的出现为现代性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理性主义,反现代性,将“现代性”做为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对启蒙“主体性”和“理性”的批判。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来专心于对后现代研究的詹姆逊却回归到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他并不是直接反击现代性或简单肯定现代性,而是立足于他的后现代理论和文学文化理论,同时在他的理论当中,詹姆逊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辩证法思想和生产方式理论。从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渊源来看,詹姆逊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与詹姆逊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思时,遵循着不同的两大逻辑——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而这两大逻辑支配着现代社会的运行。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也不免受到这二者的影响。尤其近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从政治到经济到法治到价值建设到文化精神等系列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现代性道路曲折坎坷。通过比较马克思与詹姆逊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分析出詹姆逊是如何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最后将二者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和理论回归到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的现实之中。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该如何面对这两个不同的逻辑原则,同时又要将这两大原则更好地指导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这是关键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