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时期,墨学得以复兴。进至20世纪,西方文化的涌入促进了墨学研究的进一步繁盛。其时,关于墨学与西学、墨学与儒学以及儒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治墨过程中的关注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较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寻求理想的出路。儒墨的比较是学者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对其构成要素的认识和反省。他们充分意识到,未来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这必须以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同时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为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探寻切实可行的途径。儒墨的比较,作为重审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的重要手段,分别得到了他们的重视。本文即以20世纪初期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儒墨的比较扩展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借此把握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第一章对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梳理,旨在为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作一铺垫。儒墨的对立关系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孟荀的批墨以及墨家的非儒和批孔。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关于儒墨的比较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儒、墨、道、法、杂基于各家的学术立场分别对儒墨关系作出了评说,这时的儒墨比较思想是诸子百家自由竞争的表现。自西汉初儒学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墨学便随之走向了衰微,尤其经过宋代理学家对儒学道统的捍卫,墨学更是日渐消沉。在此期间,虽然有学者站出来为墨学辩护,但终究无法抗衡儒学正统的权威。清乾嘉时期至20世纪初,墨学虽得以复兴,韩愈的“孔墨相用”说被时人重新关注,“西学墨源”论者也将目光集中投向于墨学,但他们同样未能脱离儒学正统的束缚。第二章围绕“变”与“不变”这一组关键词对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重点考察。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有前后期之分,且前后期相距近二十年,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梁启超人生经历的变化导致他在这两个阶段的墨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对《墨经》的处理方式,还是对兼爱、天志、明鬼等学说的评价,梁启超的观点均发生了变化。这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梁启超虽然在儒墨的比较中对儒家的命定论作出了批评,还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学说的过程中对儒学的专制性有所攻击,但他始终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是梁启超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虽然一生都与儒学相“纠缠”,但在不同的时期,梁启超对儒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他经历了从“保教”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这又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第三章对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考察,借此重审“扬墨抑儒”和“反传统”这两种评价。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是摆在新文化阵营面前的急迫任务。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儒学的专制弊端成为引入西学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因此,他们在儒墨的比较中一致地偏向了墨学。他们认为儒墨在立论根基上存在专制与平等的区别,而仁爱与兼爱也就相应地成为专制与平等的象征;在哲学方法以及与西学的关系上,儒学都明显逊色于墨学,这便是“扬墨抑儒”说的由来。实际上,新文化阵营对儒学采取了分层处理的方式,他们所批判的只是作为复辟帝制之手段的封建儒学,而非原始意义上的儒学。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儒学,又宣扬同为传统文化构成要素的墨学,由此,“反传统”之说自然无法成立。第四章对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探讨,由此把握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学衡派坚决捍卫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时期出现的“右墨而左孔”的学术思潮作出反驳。在儒墨关系的处理上,学衡派成员的观点有极端与缓和之分。极端者力陈儒墨的不同并且崇儒抑墨;缓和者虽以儒学为本,却承认墨学的相应价值。具体到“兼爱”的评价上,极端者坚持孟子的辟墨立场,对兼爱予以彻底的否定;缓和者则将孟子的批评对象限定为墨家后学,而肯定兼爱的原始要义。实际上,学衡派的目的并非推翻墨学或排斥外来文化,而是通过墨学这一桥梁来对新文化阵营处理儒墨、中西之关系的不合理方式作出批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创刊宗旨也可表明,学衡派同样致力于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新文化阵营又是相通的。第五章旨在对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一个深层的反思。其一,是儒墨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虽然对儒学的处理方式各具特色,但最终在承认儒家人生哲学的价值上达成一致,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儒学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他们对墨学“各有所用”:梁启超在儒墨的比较中实现了向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新文化阵营将墨学用作批判儒学专制的工具,学衡派则通过批墨来捍卫儒家立场。其二,是文化的问题。对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来说,儒墨的比较只是一个起点,终点则是中西文化的问题。虽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努力寻求在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现代新文化,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