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重大转向,跳出语言学的藩篱,转而关心其文化机制,这种变化被称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这个过程中,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的观点,并提出翻译操纵的三因素说,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系统,翻译的“操纵学派”由此诞生。然而在对操纵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和应用中,研究者们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操纵理论过于强调译者“受操纵”的一面,而忽视了译者自身对翻译行为的能动性。为了研究译者在翻译操纵行为中的地位和角色,本文试图从译者角度出发,研究操纵理论的讨论中很少涉及到的一点,即目的语文化之外,译者自身文化是否也参与操纵了翻译过程。本文拟以操纵理论为指导,从目的语文化和译者文化的双重角度,对特定文本李渔《夏宜楼》的两个译本,茅国权1975年译本和韩南1992年译本进行分析和比较。主要从目的语文化的审美意象缺损、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译者文化中的社会时代标记、伦理观、诗学观和翻译目的等角度来研究翻译行为的具体操纵机制,从而得出不仅仅是目的语文化,译者文化也是翻译操纵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得出了译者在操纵行为中,不仅仅是“受者”,同时也是“施者”,操纵行为具有两重性特点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