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深层次矛盾凸显的大背景下,我国正处于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的重要时期,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持续提升,其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则是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问题。长远来看,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增长不利于整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普惠金融体现的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有同等的机会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一理念,这意味着向更多的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小微企业提供他们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普惠金融的发展往往受制于物理网点依赖的传统模式和服务群体的特殊性,面临着成本高和风险高两大问题,这有违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逐利本性,缺乏商业可持续性。而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形成数字普惠金融,则可以有效摆脱传统普惠金融的局限性,在节约时间成本的同时也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并在此基础上控制了服务成本和信贷风险,从而使普惠金融通过商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有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还缺少一个较为完善和权威的理论框架,实证研究也相对匮乏。但普惠金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数字普惠金融则是互联网时代普惠金融的新形式,研究其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针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明了方向。本文首先基于目前学界有关于金融发展和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结合数字普惠金融的特点,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和影响机制。其次,介绍了用于衡量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对我国总体和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了当前我国总体和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后,使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否会因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不同而有差异。在实证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本文首先进行了固定效应面板线性回归,并针对其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再进行面板门槛回归来探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总体和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第一,近年来我国整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是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但是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速度来看,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是最快的,中部次之,东部最慢,这表明虽然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不如东部地区,但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是在我国总体层面和区域层面都存在门槛效应。门槛效应表现为处于较低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时,其对经济增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而过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会有所下降。当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被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带动,可能是因为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在中西部地区还未达到较高的门槛,超过其门槛值的样本点比例较小,因而其经济增长还难以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动。针对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两项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应当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重视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第二,应当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制机制,为广大的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满足他们的金融需求,使之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适应,为我国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