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密集、城市化严重，城市树木数量的减少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如热岛效应、空气污染。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主体，城市绿地，在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已逐渐意识到城市绿地所提供的诸如固碳释氧、改善空气质量、降温增湿、提高人类健康和幸福指数等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货币量化来凸显价值。而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服务价值因城市的差异（地理、气候、文化和工业发展水平等）而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城市树木所发挥的生态功能都能够评估为相同的服务价值，因地制宜地评估才有能效管理城市绿地，使其价值实现最大化。本论文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与生态服务价值关系的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评估其生态服务价值。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基于本研究所选取的社会影响因子（北京市人均 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城镇化率、性别比、60周岁及以上、本科及以上在校生），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为社会经济因子（贡献率为66.39%）；第二主成分为人口因子（贡献率为 25.41%）。结合多重共线性的分析，将两个主成分具体提取出人均GDP、性别比和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三个主社会因子。　　（2）运用专家评定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人体健康角度的北京市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为3个层次，共13个指标，其中人体舒适目标层包含温度、湿度、光照和风速四个指标；生态保健包含植物有机挥发物、提供负离子和杀灭病菌三个指标；环境洁净包含固碳释氧、降噪、净化水质、减少有害气体和滞尘等指标。其中人体舒适所占比例较大（0.62），这与城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从而市民对基本的人体舒适的需求相符合。　　（3）以北京市为例，研究2000年到2014年价值量变化。基于社会因素核算下的生态服务价值年变化从20322.67万元增加到2976106.81万元，价值量增加，而小于未考虑社会因素核算下的生态服务价值由1391693.72 万元增加到 4815523.82 万元，增加了将近 4倍。结合社会经济数据阐述价值量变化的趋势：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必然会导致城市绿地生态服务功能量发生变化，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土地利用类型的不断转变在根本上影响着城市绿地面积的减少、生态功能的发挥，生态服务价值也相应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差异。城市绿地在数量和结构上的改变，影响和改变着其所发挥的生态服务；反过来，又会支持或制约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关系相辅相成。　　（4）对北京市各区县的城市绿地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分析，价值量最大的为朝阳区85.10 ×104万元，最小的为西城区6.26×104万元。序列依次为朝阳区>海淀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昌平区>丰台区>通州区>石景山区>怀柔区>延庆区>密云县>门头沟区>平谷区>东城区>西城区。各区县的价值量大小与对应的绿地面积大小具有一致性。　　（5）基于社会经济核算下的北京市2014年城市绿地生态服务总价值量为297.61亿元，对比未考虑社会影响系数所得价值量（481.55 亿元），有很大的差距。社会因素对各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系数处在远小于1的水平，说明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自然状态下的生态服务价值并未完全得到发挥与认识。充分认识不同发展水平下的社会呈现的城市绿地生态服务价值可有效地、因地制宜地认识自身的情况并提出相应地政策与决策。同时，基于论文所建立的城市绿地生态服务价值指标体系，最终2014年城市绿地价值为104.60亿元。　　（6）经济-环境-生态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经济-生态-环境的研究，性别比和60周岁及以上与各环境因子效果不显著；人均GDP分别与人均碳排放量、区域环境噪音、SO2浓度、氮氧化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等关于一元三次方程的拟合度高（相关系数高于0.7），且人均碳排放量、区域环境噪音和SO2浓度与人均GDP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表明，这三者随着人均GDP的发展具有污染转折点，即“污染零值”，分别为103821元、102513元、77223.4元，表明在人均GDP在达到相应地发展水平条件下，人均碳排放量、区域环境噪音和 SO2浓度会实现“污染零值”。而氮氧化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一元三次方程的拟合系数虽然较高，但是不呈现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倒“U”字型，没有污染转折点。其他两个社会发展因素性别比和60周岁及以上与各环境指标不具有显著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