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企业要适应瞬息万变的内外部环境并谋求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培养核心竞争力。构建高效高层管理团队既是应对外部复杂环境的需要,也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和必然要求。高管团队作为内部治理环境的重要因素,大部分文献都将CEO作为管理团队的代表,研究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而企业决策是所有高管共同决策的结果,非CEO高管作为高管团队的重要组成成员,其对公司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非CEO高管在一定职能领域内具有信息或专业优势,有能力参与企业决策;另一方面,非CEO高管基于职业晋升和声誉考虑,有动力参与企业决策。从上到下与自下而上是企业高效内部治理的两种基本治理模式,而自下而上倒次实施时常被忽略。非CEO高管与CEO制衡势必会影响企业内部治理的有效性,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降低企业的审计风险,影响审计费用。通过对委托代理理论、高阶梯队理论、审计保险理论的分析,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进一步选择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实证检验非CEO高管对CEO高管“自下而上”的监督制衡与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以及资本市场开放对两种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非CEO高管对CEO的监督制衡与审计费用负相关;（2）资本市场开放正向调节非CEO高管对CEO制衡与审计费用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非CEO高管在企业决策中对CEO的制衡具有内部治理效应,能够有效牵制CEO的短视行为,提高内部治理水平,减少审计费用。资本市场开放后,审计费用对非CEO高管与CEO制衡的敏感性减弱。进一步分析发现:（1）相比高行业竞争程度和高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在低竞争行业和低市场竞争地位的公司中,审计费用对非CEO高管与CEO制衡的敏感性更强;（2）在股权集中度较低企业中,非CEO高管对CEO制衡与审计费用负相关关系更强;（3）按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非CEO高管对CEO制衡与审计费用负相关关系更显著。本文的意义体现在丰富了管理团队内部权力制衡领域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优化高层管理团队的新思路,拓展了公司治理的新视角。其次,将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团队内部治理和审计费用置于同一框架下分析,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揭示了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效应。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重视高管团队建设,优化管理团队结构,完善企业内部人“吹哨”制度建设,保持非CEO高管独立性,为防范防患企业内部舞弊风险推波助澜;（2）推进去行政化进程,联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促进非CEO高管内部治理效应的发挥,提高高管团队决策效率和效果,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3）坚持对外开放,搭建资本市场改革与企业治理水平互动机制,综合考虑企业外部环境与企业治理水平的互动关系,提高我国企业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