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广泛存在于经济社会各领域，尤其是基层治理和政策执行实践中。社会学、组织学、政策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都对“变通”开展了具体研究，其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变通”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也体现出某些不足之处，其一，较多关注政府组织的“变通”行为，而对村干部群体的变通行为注意力不够;其二，较多关注改变目标的“政策变通”行为，而相对忽视手段或形式上的“政策变通”行为。本文以鄂东南F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主要研究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为何发生的问题。　　基于对F村低保政策执行情况的考察，本文陈述了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的具体形式，包括区分政策对象、采用权宜性手段、调适政策内容、简化政策程序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政策变通”行为并未改原有的政策目标。　　本文引入街头官僚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为缓解工作压力，街头官僚运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发展出一系列应对策略，在一定意义上，街头官僚的这些策略行为与本文关注的“政策变通”行为是一致的。结合街头官僚理论，本文提出分析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发生逻辑的思路，即从工作压力、自由裁量权和村民特征三个角度探讨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发生的逻辑。研究发现，(1)多重工作压力是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发生的内部根源。政策文本统一性与乡村社会场域的多样性存在矛盾，给村干部带来了一种“情境压力”。组织资源的短缺，包括人力、财力、时间等，给村干部带来了资源压力;多重压力之下，村干部将“政策变通”行为视为一种策略性选择。(2)自由裁量权使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成为可能。政策文本的模糊性和相对于上级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的信息优势地位赋予了村干部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使其“政策变通”行为具有合法性基础。(3)出于对国家权威的服从及特殊的经济理性观，村民缺少监督村干部行为的能力与动力，形成了监督软化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村干部的“政策变通”行为。　　另外，本文从村民和政府两个主体出发，简要地分析了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的社会后果，认为村干部“政策变通”行为使村民的政策受益水平和政府的基层治理效果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