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是高校最为基本的两项工作任务,二者关系的协调与否决定着大学能否更好地发挥其职能,关乎着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甚至关系着大学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大学教师的身份认同。在理论上,人们仍然对洪堡时期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教育原则恋恋不舍,然而在现实中教学与研究相分离的趋势却越来越明显。那么,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是否仅仅是人们心目中的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呢?教学与研究相分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内在因素及其外部条件又有哪些?教学与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恰当处理?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教育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一名大学教授的教学与研究状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田野刻画：从建构式的正规课堂到开放式的学术沙龙再到虚拟化的博客课堂,这自然地勾勒出一幅错落有致的“立体课堂”景象。这一景象是由教学与研究作为主色调共同搭配出来的,其表达的核心要旨在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这样一来,教师与学生共同徜徉于教学的自由世界,真正将教学、研究与学习有机融合起来。这就从教育实践层面上对教学与研究无法调和的论调作出了有力的反击。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都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对合作、平等、民主、批判、创新等品质或精神给予了根本性的关注,这是二者的共同基因或者说是二者有机结合的内在可能性。然而,从教育信念的角度来说,教学与研究的内在结合并非天然的,而是需要教师具备足够的教育信念,即认定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学生心灵的解放与重塑,进而实现自我解放、迈向学术幸福。尽管教学与研究由于知识专业化程度、目标指向差异、对教师的任务要求不同、资源分配不均衡等因素导致二者关系的疏离,但也许制度性因素对教师群体以及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才是更为广泛的、深刻的。从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教师教学与研究相分离的普遍行为主要是由于“合法化”以及“自我合法化”的趋同机制造成的。为了进一步澄清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本文借用韦伯的“理性类型”从技术认知旨趣、制度认知旨趣、理解认知旨趣以及解放认知旨趣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四种模式。这种划分从侧面说明了教学与研究关系的分离抑或融合并不是天然自致的,而是与教师个体与教师组织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我们提倡教学与研究的有条件结合,并允许教学与研究的适度分离,但二者完全的分离或许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