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日本约得白银本息共近八千万两。如何处置这笔庚款，一直是中日两国极为关注的问题，相关问题的提出和推行，横贯20世纪前半个世纪。　　自1908年美国率先退还庚款用于对华教育，颇有成效，日本便试图仿效。其思路在20世纪初的头20年里，由利用庚款促成中日“经济提携”转为“文化提携”;而步入1930年代，为了配合侵华进程，又回归到“经济提携”，谋求在华利权。　　在此思路下，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时代，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于1923年应运而生，并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其中，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由中日两国政府合作筹办，恰是事业中最早建成的研究机构，亦是事业重要一环。最初，被作为事业的招牌来展示事业的学术性和文化性，但随着日本侵华进程的扩大，日渐成为军国主义的附庸，本质也日益清晰。以1928年“济南事件”中方人士的退出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研究所的筹备阶段。通过考察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由来、组织形式、人事安排、研究内容等，探讨中日双方的意图、权利执掌以及参与者的心态和认识。此间，中国舆论及参与者努力促成中方在研究所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不过，事业的支配权一直在日方手中，双方地位完全不平等，所谓的中日“合作”与“提携”，名实不符。　　第二阶段，是研究所实际运行的阶段。因“济南事件”中方人士的退出、南京政府对事业的否定，中日“合作”不复存在，但日本依然一意孤行，单独推进研究所工作，一些中方人士也参与其中。此间，桥川时雄主持所务，对人员和工作方式作了一些的调整，基本完成《续修四库总目提要》这唯一的内容。不过，由于日本步步进犯中国，日本外务省对研究所日渐放弃，转而在本国设立研究机构，并提出完全摒弃学术研究的1936年“新计划”，研究所及整个事业逐渐被纳入日本侵华国策之下，机构有所沿革，与军国主义越走越近。最终，日本战败，研究所遂告停止，相关设施及成果移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由此，通过分析研究所中日参与者的权力执掌、工作状况、心路历程，把握研究所实际运转情况和最终成果，对研究所进行客观定位与评价。　　总之，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横跨20世纪前半叶，在中日关系最为复杂多变的时代，由中日双方人士参与其中。本文以其为研究对象，观察中日间的互动和冲突，以期把握当时中日文化关系乃至中日关系的实质，一窥特殊时期中日双方人士的心态和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