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从字面上看是一个偏正词组,属于“采访”的范畴,涉及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只是比采访权多了一些特性而已。从法理学角度分析,隐性采访源于表达自由；从人权角度分析,新闻自由是隐性采访存在的基石；从民主权利角度分析,公众知情权是隐性采访的直接动力；从社会功能角度分析,舆论监督则是隐性采访的重要使命。可以说,隐性采访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舆论监督权,突显了其社会功能。然而,隐性采访从诞生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欺骗性)和“法无授权性和法无禁止性”使得隐性采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度遭到怀疑。因为缺少法律的明确规范,隐性采访的法律地位始终模糊不清。因而,不仅要从立法上对隐性采访进行特殊的规制,同时也要从媒体的自律去规范隐性采访的使用。本文第一部分是隐性采访的概述,首先对隐性采访进行界定,包括对隐性采访的分类进行介绍和说明,其次分析隐性采访的特点,从而更好的把握隐性采访的限制和范围,再次分别从社会和法律两个方面去分析隐性采访存在的基础,即隐性采访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考量。第二部分着重从隐性采访所引发的社会争议来分析隐性采访在法律上的定位,以及与诱惑侦查的区别,区分机会引诱和犯意引诱,从而得出机会引诱的隐性采访不是钓鱼执法的结论,另外从道德层面来分析隐性采访因其公共利益至上性获得了伦理学权变理论的支持。本文第三部分,是对隐性采访设定法律规则,从隐性采访的指导原则、法律规制的内容和法律规制的方法等角度来限制和规范隐性采访。本文第四部分乃是结语,简单总结了这篇文章的所有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