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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意在解决清末至五四现代性语境中的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问题。在这一问题的框定下,祭悼本身不是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是作为切入文学研究的一个手段,以此尝试挖掘出近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国殇”、“情殇”与“道殇”三个时代命题。具体表现为文学意义上的对国家的祭祀、对爱国烈士的公祭、对文化先贤的祭奠、对亡者的悼念以及在祭悼仪式的变更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体/群体”、“古/今”、“中/西”不同的悼情体验与生命感悟。清末至五四落潮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频繁接触、对抗与交融的时期,也就形成了一个“常”与“变”、“退”与“进”、“取”与“舍”的文化交锋与转型语境,中国文学亦随之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转型新特征。因此,在文学“标新”的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便是祭悼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格局下生成的价值功效、情感释放、生死体验与文学叙事。毕竟,祭悼是儒道礼俗中最根本的所在,在“政教”与“风化”的实施中,维系了权力/伦理/秩序系统的稳定。它连通了生与死的玄关,实现了阳间与阴间两个空间的情感沟通。不仅是一次与死者告别的仪式,给生者以情感慰藉与心理寄托,更承担着清算和规范社会伦理与秩序的责任。然而正是这一“祭悼传统”,自晚清以来遭遇了西方文化冲击与本土时局突变后发生了种种变化,形成了斑斓多姿的新景观,同时也构建了一种中西文化审视祭悼传统的对话空间。因此,如何审视“祭悼传统”的变化,进行“个体/群体”间的伦理道德、生死关照、心灵慰藉、生命体验、生活文化等诸种场域的梳理,便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灵动的祭悼文学及其文化的“再构”话题。如何界定祭悼文学?大体而言,它不仅包括最基本的祭文或悼文等实用文体类文章;更具文学价值的则应指涉是那些以缅怀为基本主调,蕴含“阴阳异界”的生命延续,并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与生死感悟,特别是呈现日常生活的祭悼文化心理审视的文学创作。其中,展示民族国家的时代内涵,揭示世风变革下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表现情爱旖旎的深层体验,以及挖掘新旧并存的文化纷争的作品,占有十分重要而醒目的位置。其所关涉的祭悼对象博杂多样,既有天地神灵等权威象征,又有血脉人伦等亲情对象;既有日月星辰等天体现象,又有山川风雨等自然景观;既有对动物植物的祭悼,又有人类物品的祭悼,既有虚妄的神灵祭悼,又有现实的人类祭悼。祭悼文学不单纯是一种文字符码化的表现,更是人精神世界与心理沉淀的折射。毫不夸张地说,在至真、至亲、至善与死亡面前,它也许会是最真实的一种真情流露与人文表征。同时,祭悼文学又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情感艺术表达,它同样呈现出了生死观的顿悟,弥留之际的心态,阴阳两界的爱情延续、以及儒道伦理规范的恪守等多样特征,是殉国、殉情、殉道三种时代话语的本真记录。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祭悼“应该这样”的理想建构,而这一建构事实上寄托着他们对国家强大和民族昌盛的现代化渴望,以及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内心焦虑与情感宣泄。可以说,祭悼文学以异于旧时代的时代命题与异质旋律奏响了动人的乐章。祭悼哀情不仅贯穿于整个文本当中,极力凸显出来了时代命题;同时也可以是隐藏在文本当中,构成故事叙事的情感基调与背景衬托。本文将会从祭悼文学传统源流及本土化文化构建、祭悼情感救赎与乡土祭悼叙事、西方祭悼观对传统的冲击与再构以及民族国家主义与话语等几个方面来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语境下的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的构建过程:第一章对祭悼文学进行简要的溯本逐源式梳理。从对待死亡的态度开始,阐释传统的祭悼观念,并以“个体——群体”的社会心理学内容继续深化这种祭悼观念的生成,进而述说如何形成文学意义上的想象存在,这包括传统的祭悼文学模式流变与现代祭悼文学关注下的“世风”转变与“社会”的被发现。紧接着,第二章在“国殇”命题之下,揭露革命高涨中的祭悼观念如何以文学文本呈现出来以及如何体现出其特有的社会意义,同时在科学/政治的对视视角中揭示出“反祭悼”/“返祭悼”的不同取向与文学再造;对当时隆重而庄严的祭孔活动进行必要的文化考究。第三章则从“情殇”角度切入,通过具体的文本与相关祭文,分析清末至五四现代转型期间的祭悼情感体验,包含爱情乌托邦的以及五四涅槃情结等祭悼心理体验。随后,第四章站在“道殇”立场上,将研究视角延伸到五四时期,以本土/西方互为参照的对比来详细论述二者在文化/文学的层面上的彼此建构,发掘在无神论宣扬下的鬼神观与祭悼观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传统文化式微下捐躯殒命的殉道文化人的献祭精神与信仰坚守;梳理西方知识话语影响下的作家们如何实现自我的祭悼观念书写;而祭悼文化与鲁迅文学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作为个案加以细致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