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共产党文艺路线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和实践家，周扬的一生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起伏伏紧密相连。本文将对周扬的研究置于建国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分为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延安文艺建制时期、华北解放区文艺运动时期三个阶段来展开，以周扬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意图重构中国共产党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开启的中国左翼文艺主流话语体系的知识转型和话语范式。
　　周扬左翼文艺思想的生成，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上海激进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孕育，同时，“五四”文学传统和“海派文化”特质共同锻造出周扬身上浓厚的 “小资”文化情调。此外，周扬的左翼文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根基，又兼有湖湘“理学”精神和尼采“超人”哲学思想的时代印痕。
　　1927-1928年国民党清党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独立领导文艺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成立即是中国共产党介入文艺界的重大标志。1932-1935年，周扬的文艺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通过领导“左联”来开展文艺工作。在周扬等人的领导下，左翼文坛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气象：在国民党步步紧逼的“文化围剿”下，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势力却逆流而上。
　　1935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发生，中共的文艺策略由争夺文艺阵地、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为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1935-1936年，周扬领导“新文委”时期的文艺统战工作，主要表现为华北事变以后，周扬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关系；另一方面着手重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的工作。1936-1937年，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趋紧张，周扬文艺统战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启蒙派”和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功利派”，在“左联”解散和“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上，原本就存在的关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理解上的分歧加剧，尤其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周扬与鲁迅的公开决裂，是周扬于1936年秋天去往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7-1942年，周扬的文艺理论沿着“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路径在建构，与此同时，周扬的文艺统战工作以“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旋律在开展。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台，到1946年11月周扬离开延安、去往华北，周扬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活动始终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和精神作为左翼文论的最高规范来阐释和实践。1942-1945年，周扬文艺理论建构和文艺统战工作开展，实质上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和精神的接受、阐释和传播。1945年11月-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和精神在华北地区得以进一步传播、推行与贯彻，这一时期，周扬在华北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活动是对新民主主义文艺事业的继续实践与探索。
　　1947-1949年，周扬紧跟晋察冀边区文艺路线开展文艺工作，深化了晋察冀边区“乡村艺术”和“部队艺术”所倡导的“穷人乐方向”。1949年底，随着毛泽东发表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文艺建构范式逐渐转为建立全国性的“人民的文艺”，同时期，周扬的文艺事业主要是配合前线的军事斗争和文艺统战工作，建立新的“人民的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