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作为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其历史文献价值早已得到学界广泛的承认和研究，但其文学价值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是许多人认为《三国史记》中具备文学性的只是“列传”中的个别篇章，甚至以其史书的体裁，把它排斥在文学史之外。本文认为，《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是比较高的，其中具备文学性的部分并不是个别的篇章，而是在“本纪”和“列传”中普遍存在的许多篇章。这种现象与《三国史记》的写作体例有很大的关系，它的体例与一般的汉文正史有不小的差异，而与文学性极高的《史记》相近似。在体例的背后，又隐藏着编纂者的写作动机，即以儒家史观重新阐释民族历史，把儒家思想与民族精神相融合，重塑民族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出现，又与当时高丽的政治文化形势密切相关。为此，本文从这个论题的基础开始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分析。 本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突破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避免了主观感觉化的分析，以大量的统计、考证作为证据，借鉴了文献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从而提出了许多新的材料和论据。 在研究方向上，没有对《三国史记》的文学性泛泛而论，而是建立了一条逻辑线索：高丽的政治文化背景——金富轼的思想与文学风格——《三国史记》重塑民族文化的编纂目的——《三国史记》的体例的特殊性——《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其中抓住“体例”这个客观性的标准作为中心进行研究，从而既揭示了《三国史记》文学性存在的依据，又说明了形成这种文学性的根本原因。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主要的有： 1、金富轼在当时特殊的历史形势下和亲身经历中，产生了要重塑民族文化的想法，并以改造、融合儒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为目的编纂《三国史记》。 2、《三国史记》中的民族意识和儒家观念同样突出。 3、《三国史记》的“本纪”和“列传”的体例与一般的汉文正史有重大的区别，这是出于它特殊的编纂目的所自觉采取的变通和创新。 4、体例的特殊性给《三国史记》的文学性奠定了客观的基础，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5、《三国史记》具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是在“本纪”和“列传”中普遍存在的。 6、《三国史记》所张扬的民族精神是它的文学价值的源泉之一。 7、《三国史记》中的《谏忠恭赋》是一篇保留下来的尚未被发现的文学作品。 8、《三国史记》所勾勒的三国文学史有许多地方为后人所误解。 9、《三国史记》的文学文献价值和文学史的地位也是很突出的。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三国史记》拥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应该在文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