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农村人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大幅度减缓，同时又经历了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移，造成农村常住人口规模不断缩小，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农村人口变迁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村组织、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清晰的理解并预测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及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育水平是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衡量指标——终身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始终是人口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终身生育率虽然能够反映真实的生育水平，但仅能体现已完成整个生育期（15～49岁）的女性的终身生育数量，这对指导现实乃至预测未来缺乏时效性。抽象的看，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数量与其初育年龄很可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由于初育行为的完成时间要早于整个生育期的结束时间，利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短终身生育率的时滞期限，从而增强运用终身生育率进行长期人口预测的实际意义。　　迁移水平是影响人口机械变动的主要因素，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迁移是以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为主。普遍认为，年龄与劳动力转移概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其隐含假定不同年代出生的劳动力具有相同的转移模式（转移概率的年龄分布形式），显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社会经济文化持续变化的国家，该假设并不成立。若不考虑不同出生年代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差异便对未来进行预测，则会与实际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生育水平和迁移水平估计方法的探讨及应用，进一步分析并预测中国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　　研究内容一:利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　　本部分内容的研究目标是确定利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方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本研究利用宏观生育率统计数据对该方法进行了分析与验证。结果表明，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具有高度的负相关性，利用初育年龄得到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稳定性强、精确度高;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相比，其与真实值的拟合效果更好;应用终身生育率估计值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数量与实际调查数量的偏差较小。说明，利用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率的方法可行，且能够得到较为准确的估计结果。　　研究内容二:分析并预测农村人口生育水平。　　本部分内容的研究目标是分析并预测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在研究内容一的基础上，本研究利用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四川和吉林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村民小组）抽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数量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并指出这种负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影响二者同时反向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初育年龄越晚、终身生育数量也会越少;育龄妇女及配偶在初育前具有外出非农就业经历的则更倾向于推迟、减少生育;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对二者的负向关系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预测结果显示，若不考虑“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影响，未来农村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将继续下降。　　研究内容三:劳动力转移的年龄差异，并对未来转移数量的预测。　　本部分内容的研究目标是完善劳动力转移决策模型，预测未来转移数量。本研究利用六省农村人口整村（村民小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机制，重点强调不同出生年代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年龄与劳动力转移概率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出生年代越晚的劳动力转移的概率越高，并且其与年龄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加显著。其他的个体特征变量对劳动力转移概率也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来讲，经济增长速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居民服务业的发展分别对16-30岁、31-45岁和46-60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劳动力转移数量将逐渐减少，并且若不考虑出生年代因素的作用，将会得到偏高的预测结果。　　研究内容四:对农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的分析和预测。　　根据研究内容二的预测结果，设定生育政策放宽背景下三种生育水平方案，模拟并预测未来人口出生数量与结构，并结合农村人口迁移水平，采用年龄移算法，分析并预测农村人口变化趋势。研究结论表明，即使在高生育水平方案的模拟下，农村常住人口规模仍将持续缩小，并且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加严重，到2025年，农村常住人口将减少到自然变动状态下的一半水平，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超过30％，平均年龄将达到近44岁。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根据未来农村常住人口规模将会继续缩小，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基本趋势，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多途径、全面逐步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且提出可进一步继续挖掘人口红利，应加强对农村地区养老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