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前57—901)影响了后世文学思想的走向。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朝鲜三国及统一新罗时期乡歌、乡曲、汉诗、汉文、口传文学等作品数量上不在少数,且中国的文学理论典籍已经流传到朝鲜。然而,建立或者创造出一套文学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依靠的是前人长期探索和自身对文学理论的选择。而外来强势文学思想的传入对自身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意识必然会造成巨大冲击。一方面强势文学思想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文学思想的产生、发展;另一方面却往往会陷入一种极端也就是未能将自身的文学自律性与主体性加以保留,对强势文学思想亦步亦趋、盲目模仿。随着国内外对朝鲜文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朝鲜古代文学理论的开端部分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本时期的文学思想:就朝鲜而言,近千年的社会发展、自身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仰慕态度、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有力传播、朝鲜留学生与中国文人的主动交流等,这些主客观条件使朝鲜具备了文学理论产生的土壤,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中国文学典籍和文学思想在朝鲜业已产生了影响,并且在与固有思想冲突、融合中发生了变异。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打破时间的顺序,将文学功能论、作品论、创作论等集中概括为文学的真实性、抒情性、功能性、作品的审美性四个方面,同时结合本时期文学批评论和文体论,系统梳理三国时期及统一新罗时期朝鲜文学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从典籍的传播与接受出发,探索本时期朝鲜文学思想的来源,重点讨论儒释道典籍及对本时期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四部文学典籍一—《诗经》《文选》《文赋》《文心雕龙》与朝鲜文学思想之关联;从宏观上将所有可能传入朝鲜的中国典籍或可能接触到的典籍以国别为标准全面归纳总结出来。此外,将文学典籍传入后发生变异的部分进行整理并分析产生变异的原因;第三部分以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为视角,从哲学思想的变异、朝鲜传统文学思想的变异及对中国诗论选择、诗歌创作与形式的变异、诗话的孕育四个方面,详细分析朝鲜接受中国文学思想后产生的变异,深入理解朝鲜对中国文学理论的选择和话语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