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长期以来被看成是一种修辞的方法。在西方,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在1980年,Lackoff和Johnson发表《我们耐以生存的隐喻》这一著作,从而掀起了一场研究隐喻的浪潮。隐喻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并尽全力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一个讨论得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隐喻理解的过程当中,字面意义有没有起中介作用。 一般来说,隐喻研究领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隐喻理解首先必须经过字面意义的提取,当听话人或读者认识到了字面意义与语境的不一致时,他们才会去推导隐喻意义。这种观点被称为三段论。第二种观点认为,隐喻理解不需要经过字面意义的处理,隐喻意义的提取是一个直接的过程。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到底字面意义在隐喻理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起作用要看隐喻意义突显还是不突显,如果隐喻意义是突显的(死喻的隐喻意义),那么隐喻意义的提取就是直接的过程。如果隐喻意义不够突显,而是字面意义突显(新颖隐喻的字面意义),那么字面意义就要先得到激活。到底字面意义在隐喻理解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起作用呢?中文拥有较多的学习者并且使用广泛,而用实证性的方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很少。 本研究集中在形式为“A是B”中文隐喻句理解过程的研究(A和B均是名词,并且句子长度等长)。假设对于高熟悉度的中文隐喻句,字面意义是不起作用的;而对于低熟悉度的中文隐喻句子,字面意义要起中介的作用。语义启动和反应时的实验心理学方法被引用来验证这一问题。研究者设计了一个2×3的被试内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中,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中文隐喻句的熟悉程度;一个是语义启动的类型。前者有两种情形,它们分别是中文隐喻句子的高熟悉度和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