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指出并说明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含义、发展的主要阶段、以及现存状况。第二,指出推动着中国网络舆论监督(因变量)兴起与发展的主要因素(自变量),分析中国网络舆论监管的博弈结构形态、及其相应利益主体所起的影响和作用。第三,针对网络公共舆论监督可能带来的监管危机,提出公共权力部门的应对途径、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问题或研究空间。论文围绕着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实证检验,在形成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层面的若干理论思路和应对对策。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各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网络舆论的产生、发展和趋势进行了探讨,而就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来讲,多数都是从先验的角度,运用西方的普适经验来“套”中国网络问题。在此意义上讲,各种理论大体上只是对于局部经验的随机反映,因此,尽管研究中也提出了许多理念或观点,比如“网络民主化论”、“威权政权强化论”、“技术决定论”、“技术工具论”等,但总的说来不过是要求政府同时作为“适应与变革者”和“纯粹监管者”。事实上,网络及其监督和管理面对的是“善与恶”和“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格局,因此,提出和采用“网络监督-主体博弈-网络危机治理”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对相关问题进行多面综合体的认识以及合理有效的应对。“网络监督-主体博弈-网络危机治理”理论框架包括三个互动层次。第一层次:网络监督的形态。网络监督是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网络折射,虚拟世界的“心理定位”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中国的网络舆论监督自1994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二层次:网络监督的主体博弈。网络舆论监管背后是各种利益主体的策略互动。这些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网民、意见领袖等,在差异性偏好的驱动下,展开博弈,实现特定的网络监督形态。第三层次:网络监督与网络危机治理。这是本文重点。基于典型案例,全面深入地分析杭州飙车案掀起舆论“狂潮”背后的复杂因素,分析“躲猫猫”事件迅速平息背后的原因,通过比较分析两案例中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政府应对工作的得失,提出网络危机事件六重效应及化解机制:蝴蝶效应、避雷针效应、首因效应、互动效应、破窗效应、公信力重塑。网络舆论场日益对传统政府治理流程产生直接而惊人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公共政策流程的重塑,而且构成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