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在空间领域中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而是体现为在一些区域集中的现象，这是任何一种产业集聚理论和流派研究的共同出发点。以往产业集聚的文献大多探讨在封闭条件下的经济活动，从它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优势和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对在全球化背景下将跨国界生产要素的流动引入研究视野的必要性却缺乏足够重视。因此，本文在吸收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定位于开放条件下的外向性产业集聚。笔者认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可以将产业集聚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发达国家外向型集聚，以硅谷为代表；发达国家内生型集聚，以美国底特律汽车业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外向型集聚，以苏州IT业、东莞电器制造业等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内生型集聚，以我国江浙一带的珍珠、领带、五金等生产集散地为代表。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集聚，探讨外向型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外向型产业集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投资行为有密切关系，后者的全球战略和定位决策是影响前者外向型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原因。 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现状，并将文献从古典工业区位论、国家竞争优势论、新经济地理学等八个角度或流派展开进行了述评。 其次，本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外向型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全球生产区位的周期性变化、跨国投资的诱导、集聚的自我累积、制度分割。其中，笔者用一个理论模型论证了跨国投资的诱导和产业集聚的产生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再次，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外向型产业集聚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有正面影响，例如促进集聚得以自我累积基础的形成、生产知识性集聚的形成、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促进地方集聚与外界的信息交流等。同时，产业集聚区也因其具有的集聚经济优势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定位，主要优势体现在：利于技术溢出、配套厂商的完善、外包厂商的可获得型、降低不确定性等等。 最后，本文以苏州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方法主要是多元线性回归、时间序列分析模型，验证的对象主要是三个：一是苏州的IT产业形成是否受跨国投资的影响，影响是否显著；二是苏州的跨国投资行为是否受到产业集聚因素的影响；三是苏州的产业集聚是否有比较明显的外向性。对于外向型的验证，本文主要通过外资的投资行为对内资的投资行为是正向(挤入内资)还是负向(挤出内资)关系来验证。实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本文的观点。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为： 第一，研究对象是有跨国公司参与的外向型产业集聚，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着重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外向型产业集聚得以形成的新的影响因素，其中强调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尝试进行了研究。第二，本文不局限于对产业集聚的优势和效应等进行定性研究，而是对苏州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目前国内有关产业集聚的研究中，对一个具体城市(具体产业)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的不足在于，由于数据获取困难，无法以跨国公司作为主体从微观角度来研究其定位决策受哪些因素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跨国公司定位问题研究的准确性。同时，由于样本数据较少，对一些结论仅是说明了相关关系，而未能对因果关系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