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封建父权宗法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下,“家”是传统中国女性赖以生存的全部空间。“家”为女性提供了亲情,却同时也成为旧文化、旧伦理、旧道德束缚女性自由发展的根本桎梏。女性在家庭中的种种遭遇实则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深刻折射。五四以来,觉醒了的新文学作家不断展开对旧家庭的检讨和批判,形成了以推翻旧家庭合理性为核心的“反家庭叙事”。其中一大批女性作家的创作,立足于自身的性别立场,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表现出了与男性创作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张力。　　 本文以现代文学中女作家的“反家庭叙事”为研究对象,从众多文本中提炼出女性作家的三种重要的叙事姿态,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阐释与比较,分析其内在的意义与得失。本文试图通过文学创作的一个侧面来解读女性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　　 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三章:　　 第一章“文本扫描”着眼于叙事类型的研究。本章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不同时期,女性作家的“反家庭叙事”主要呈现出三种主要的叙事姿态:第一类是“‘娜拉’式寓言的想象性构建”。此类叙事主要集中在五四初期,特征是以冲出“玩偶之家”、追求自由恋爱为主题,通过批判封建的父权家庭和宗法制度来唤醒女性个体的自我意识。第二类是“‘女尊男卑’的反抗性书写”。此类叙事以丁玲早期(“左”转之前)的一系列创作为代表,通过构建“女尊男卑”的新型男女关系,重新定位女性的性别身份和社会属性以反抗传统的男权社会。第三类是“传统家庭伦理的世俗化解构”。这类叙事以40年代的海派女作家苏青、张爱玲为代表,惯于用冷峻细腻的笔调再现金钱等物质利益对家庭关系的冲击和异化,揭示出血缘亲情与夫妻情感中虚伪的一面。三种叙事姿态各有其社会背景和认知局限,也表现出不同作家的写作特质。　　 第二章“深层透析”主要通过对上述三种叙事姿态的分析比照,探讨文本背后的观念演进。本章认为在先后出现的“反家庭叙事”中,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从早期专一针对封建专制家庭背后的“父”,逐渐走向包括对自由恋爱的“夫”的全面审视,“男女同盟”开始消解,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加强。在对反抗封建宗法伦理的自由恋爱的表现方面,早期的“反家庭叙事”文本还只停留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上,对女性的情爱欲望依然采取回避甚至压抑的态度。丁玲等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摆脱这类束缚,大胆抒写女性的正当欲望。在苏青、张爱玲的笔下,这种创作倾向得以延续和加强。与此同时,女性对自身形象的构建也经历了由充满理想化的仰视、歌颂,到立足实际予以俯视、批判的深刻转移,正是追求意识自觉的女性作家主动开启了对“女性美”的自我消解。通过立足不同侧面的比较,本章试图勾画出女性作家从争取“人的觉醒”到迈向“女性的觉醒”的思想演进。　　 第三章“反观自审”主要是将现代女作家的“反家庭叙事”文本作为整体加以研究。本章通过对比、分析三种重要的反抗姿态,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女性在自我觉醒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游移和彷徨的心态。其一是对女性作家“幸福家庭”的理解,从早期的极度观念化、理想化最终归于理性反思。其二是作家对职业女性心理的发掘,从最初实现经济独立后的无比快意到逐步在艰辛的现实生活面前发生动摇。其三是作家们认识到女性固有的母性情节与实现自我价值之间存在着的天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本章认为,由于传统心态和现代意识的矛盾冲突,生活在两者夹缝中的女性作家不得不重新思考“女性应当如何存在”这一命题,并对“家庭”和“理想女性”的观念不断加以建构和解构。这种矛盾、彷徨的心态恰是对女性意识本身蕴藏的丰富内涵的揭示,是对女性现代性追求的一种更深刻的反思,这意味着女性的自我觉醒是一场充满艰辛的跋涉。　　 通过以上三个部分的论述,并与同时代男性作家的“反家庭叙事”文本进行比较,本文认为五四以来现代女性作家的“反家庭叙事”文本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独特意味,有助于全面的反映当时的创作实际,并能够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