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美好居住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宜居安居,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事和大事,也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更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因而研究中国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体现,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为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结合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经典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和递进式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现有研究的观点和局限,梳理了我国住房产权制度的演化历史,描述了我国住房产权和居民主观福祉的基本概况与趋势特征。从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了拥有住房产权对于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了不同类型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差异化影响,研究了城市住房拥有率和省份住房拥有率对于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与机理。旨在从住房产权视角探讨居民主观福祉的提升路径,同时从增进居民主观福祉视角研究中国住房市场和住房制度发展改革思路。具体而言,在系统性梳理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正义理论的哲学思辨,对住房正义的内涵和基本要义进行了界定,从住房正义视角深刻阐述了中国情境下住房产权与民生主观福祉内在关系。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层面刻画出住房产权影响居民主观福祉的内在机理。而且,同时,本文梳理和概括了我国住房制度从古至今的变迁历程,尤其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住房制度演变过程,旨在从历史视角厘清我国住房产权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变迁经过,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住房产权对中国居民的独特内涵。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住房产权私有化程度、居民主观福祉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动态等进行了全景式展示。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首先利用多年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研究拥有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通过多种计量方法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在此之后,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拥有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研究了拥有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逐步跃迁和跨级跃迁的影响,以及拥有多套住房产权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房-不幸福”与“无房-幸福”群体的分布特征等。研究结果表明:（1）拥有住房产权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即中国的住房产权私有化进程显著增进了居民主观福祉;（2）拥有住房产权能显著降低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的概率,反之能够显著提高“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且对居民感到“非常幸福”概率的正向提升作用最大,对主观幸福感“一般”概率的负向抑制作用最大。这也意味着,获取住房产权有助于居民跨越“中等幸福陷阱”;（3）获取住房产权往往只能对那些幸福度较低的人群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而难以对幸福度较高的人群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4）现阶段拥有多套住房产权依然能够显著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仅拥有一套房产的居民已经很难从住房产权中获取幸福感,但住房产权数量对居民产生的边际幸福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接着,本文对拥有住房产权影响居民主观福祉的机制进行了多维度深入剖析,结合中国情境,综合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等多套微观调查数据资源,围绕经济地位、社会评价、家庭生活、邻里关系、心理感受等多个维度,基于多学科相关理论,从财富积累、阶层认知、身份认同、发展权利、政治参与、社会融合、可行能力、邻里关系等多个视角,对中国住房产权影响居民主观福祉的可能机制进行了全面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产权能够产生资产效应、社会门票效应、家庭和谐效应、睦邻效应、政治参与门票效应、自我肯定效应等,进而提高人们的主观福祉。本文还从产权属性、经济属性、区位属性、资源属性等多个维度,实证研究了拥有不同类型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结果,并结合中国情境分析了产生不同影响结果的可能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从产权属性来看,产权性质为部分产权的住房对居民产生的幸福效应相对偏弱,拥有新建商品房住房产权的居民幸福感水平相对最高。住房产权的幸福效应随着持有时间拉长而逐渐减弱。居民本人及其配偶/伴侣共同持有的住房产权产生的幸福效应最强,而且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向下代际传递特征,男性子嗣拥有住房产权能够显著提升父辈的主观福祉;（2）从经济属性来看,不同初始价值的住房产权与居民的主观幸福之间呈现出“左低右高”的非对称性“U”型关系,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获取的住房产权能在更大程度上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居民家庭为获取住房产权而产生的经济压力能够显著削弱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于偿还房债能力不足的家庭而言,拥有住房产权反而抑制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区位属性来看,拥有本地区、城市地区、东部地区、房价较高地区的住房产权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程度相对更大;产生租金收益、市场价值高、增值水平高、债务压力小的住房产权能够产生更为明显的幸福效应;（4）从资源属性来看,公共资源可达性高、通勤时间较少的住房产权以及学区住房能在更大程度上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最后,本文从宏观视角研究城市住房拥有率和省份住房拥有率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旨在从居民主观福祉的视角探讨城市层面和省级层面住房拥有率的不同社会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住房拥有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联,而省份住房拥有率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联。而且,城市住房拥有率和省份住房拥有率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正一负”的影响效应存在“幸福感错位”现象,具体而言,城市住房拥有率仅对于幸福感处于“中间”的居民主观福祉产生显著积极影响,而对于幸福感处于“两端”的居民主观福祉则没有显著影响;与之不同的是,省份住房拥有率仅对于幸福感处于“高水平”的居民主观福祉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对于幸福感处于“较高及以下”的居民主观福祉则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对于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而言,在省内城市之间的横向攀比过程中形成了“有产者的焦虑”,从而削弱了自身的主观福祉。综上所述,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提升作用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重点源于“产”与“权”,不同类型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城市和省份住房拥有率对居民主观福祉产生“一正一负”的影响。基于国家顶层设计、时代背景和民生诉求,结合我国住房市场和城市发展最新动向,围绕主要研究结论,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以期为我国住房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理论参考。一是建立和完善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导向的住房制度,二是优化住房“产、权”分配机制增强租购可替代性,三是抑制因攀比心理导致的居民非理性购房行为,四是重视住房产权引发的代际与城乡居民主观福祉传递效应。总体而言,与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成果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和理论创新可能重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研究视角具有创新性。比如:在定性分析中从古今视角、中外视角创新性地阐释了住房产权对于中国居民的特殊含义,在实证研究中创新性地将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有机结合,在机制分析中从经济、社会、心理等多重视角创新性地论证了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机制,在异质性分析中从是否拥有住房产权和多套房视角、从产权属性、经济属性、区位属性、资源属性视角创新性地区别了不同类型住房产权对于居民主观福祉的差异化影响等。第二,本文研究方法具有拓展性。比如:在理论研究中创新性地刻画了租房阶段和购房之后居民主观福祉的分解及变动情况,创新性地拓展了住房产权影响居民主观福祉的理论模型,将无房阶段和有房阶段的住房消费纳入个体效用函数,测算出房价上涨周期中的居民住房消费最优理论值域;在实证研究中创新性地运用了多种前沿计量模型,灵活性地运用了多套微观调查数据库,对微观数据库中的关联信息进行了细致充分提取和整合,使得不同方法、不同数据有机互补和相互验证,强化了量化结果的稳健性,克服了实证结果的内生性,尽可能地确保了文章论述的科学性。第三,本文研究观点具有原创性。比如:创新性地将正义理论引入理论分析过程,提出了“住房正义”观点;基于细致化的实证研究设计,创新性地提出了“中等幸福陷阱”“有产者焦虑”“非理性幸福”等观点;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创新性地将居民主观福祉划分成绝对主观幸福感、相对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跃迁,探讨了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福祉的深层次影响;创新性地分析了“房产-幸福”倒挂的个体基本特征;创新性地提出了住房产权影响下的主观福祉代际传递效应,并进一步区分了子代的性别,认为男性子嗣的住房产权拥有情况能够显著影响父辈主观福祉;创新性地分析了不同住房债务压力、不同公共服务获取便利度下的住房产权幸福效应。综上所述,本文通过设计出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得到了很多新颖生动的结论,提出了创新性的研究观点,对本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有力拓展和深化。不但能够加深人们对于住房产权与居民主观福祉之间关系的认知,同时还能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住房制度提供科学可行的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