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权利话语领域中的核心概念。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对人权的研究经久不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理论视角让他们对人权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描述。艾伦·格沃思的人权理论是一种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人权观完全不同且十分考究逻辑的人权思想。其人权理论既不是建立在具体的经验上,也不是建立在“自然法”等理念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的主体性（agency）之上。本文希望以现代性理想——譬如自由、平等或“人之解放”——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的困境为背景,对格沃思的人权思想展开研究。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介绍了格沃思的生平情况和思想背景,并梳理国内外关于格沃思人权理论的研究状况;结语则回顾格沃思人权理论的独特视角。正文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从阐述人权正当性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开始,详细介绍了人权正当性基础研究的历史发展及视角转变。以时间为线索分析了自启蒙运动至当代各哲学家、学派之间对人权正当性基础不同的理论认识,剖析了人权正当性基础研究视角的转变。最后,梳理了格沃思从理论构建的角度出发对既有人权正当性基础研究的分类分析。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格沃思在对既有人权理论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开始构建自己的人权理论。在休谟和康德的影响下,格沃思站在了与传统人权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上,其人权理论不再努力寻找或构建形而上的人权正当性基础,转而提出发展人权的逻辑正当性基础——主体性。最后介绍格沃思人权理论中行为的基本条件——自由和福利,并展开格沃思对其的理论构建。第三部分阐述了格沃思人权理论中作为行为条件的“必要善”如何向权利转变。格沃思站在“休谟问题”的角度上,通过对行为和“必要善”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发现了如何从“是”中推出“应当”,即如何从“需求”中推出“权利”是下一步的理论重点。对此格沃思试图用一个类康德的形式化原则——普遍一致性原则（PGC）构建起“必要善”向权利转换的桥梁,以回应自己人权理论中的“休谟问题”。第四部分则从不同角度对格沃思人权理论进行评析。文章以格沃思人权理论中的自由与福利是否可能发生冲突、能力受限者在格沃思人权理论中的权利空间和格沃思人权理论的现实性为切入点展开对格沃思人权理论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