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留日作家“日本体验”的分析,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内在规律。从晚清到“五四”,一般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就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中国文学努力改变自身衰弱不振的状态,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开辟了未来文学发展的道路。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比较注意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来发掘这一现代转换的意义,本文认为,“影响研究”也不足以完全阐述中国作家自己的心态变化,而对“体验”的重新认识,将有可能更具体地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若干细节。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论”。主要总结了目前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即“中外文学交流”的阐释模式。文章提出,传统研究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它的确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必须看到,这里同时也存在着对文学创作这一复杂的精神现象的某种的隔膜。因为,精神产品的创造归根到底并不是观念的“移植”而是创造主体自我生命的体验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联系着我们内在生命存在方式的一个精神现象——体验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在近代中国作家的诸多异域体验当中,“日本体验”首先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留日中国作家所遭遇的一些“新词语”,以及这些新词语所带来的思想意识的变化。这些词语包括“民族”、“革命”、“进化”、“世界”、“新民”与“心力”。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以黄遵宪、梁启超为中心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日本体验”。这些对日本的初步认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晚清的几大文体“革命”,展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化的可能。当然,由于晚清作家各自体验的深度的差异,这些文体革命各自所取得的成效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了鲁迅、周作人兄弟日本体验与他们文学探索的关系。文章提出,黄遵宪、梁启超一代中国作家的日本体验主要是以民族国家建设为基本立场,即在民族总体危机的方向上来感受日本,将文学作为解决这一民族危机的手段。但到了鲁迅、周作人这里,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鲁迅、周作人主要是在个体生命的立场上来读解日本、感悟日本,国家民族的建设也被纳入到了个体发展的问题上来重新思考,这可以说是关于日本的一种“深度体验”。鲁迅兄弟在日本的文论、文学翻译及其他创作都充分显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选择。第五部分讨论了从《甲寅杂志》到《青年杂志》的中国思想变迁。这一变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相当多的中国作家开始改变了晚清时代的“国家主义”立场,开始关注和思考个人的价值与发展,这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得以开展的思想基础。这一思想立场的改变也与民国初期中国作家的日本经验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