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源于笔者对一批花丝镶嵌摆件产品的个案研究。这批摆件产品是由北京花丝镶嵌厂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之间生产制作。数量大,样式多。在样式、题材不重复的前提下,共有848件。其中,有不少款式并不是独此一件,有同款同型数件。经整理分析,发现这些产品的造型、工艺都与一般理解中的富贵奢华、繁琐精巧的花丝镶嵌工艺制品相去甚远,整体体现出一种“日常化”的“民用”特征。这种差异使本次研究离开了以往从对工艺流程记录和对“杰作”的风格特征进行描述的非遗传承研究的范式,转而针对花丝镶嵌工艺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角色进行探讨,从产业状况和文化生态对花丝镶嵌工艺展开研究。其中既包含对工艺、产品的关注,也包括对生产者的关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和理解特定时期的北京花丝镶嵌工艺及其物质成果。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本文的研究思路为从产品入手,由点及面,构建其被产出时围绕在侧的信息网络。找出每个环节的时代特征,进而还原产品的生产情境及社会情境。本文包含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由“物”推展到其生产方式、产业生态、文化生态,另外一条隐含线索则是对花丝镶嵌工艺生产及其产品中的艺术性、技术性、生产性和社会性特征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显示,这些量产的花丝镶嵌工艺产品在题材和造型上体现出了一种民俗趣味十足的“日常图景”,规格整体以中小尺寸为主,适合大众日常生活环境的陈设使用。与这些表面特征相适应的是产品制造工艺上的简化和选材用料的“平民化”。这些在产品层面实施的控制成本的举措,都是为了“出口和生产双增长”的行业目标服务。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国家以“官办”的方式组织集中生产,并且在资源上有所倾斜,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模式对当时花丝镶嵌工艺的恢复、提升和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让我们看到诸如花丝镶嵌这样的“特种工艺”,也曾作为工厂规模化生产的产品形态存在,展现出不同于惯常所认知的“巧夺天工”“富丽奢华”的“日常图景”。花丝镶嵌工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也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转变,成为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大潮与现代化进程的探路石。但也应看到在“创汇”“求效益”的标签下,以国家之力推行“规模化”“扩大化”的产业目标,使得从国家、社会、企业到教育与研究,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生产”上,忽视了“文化性”价值。生产性和社会性取代艺术性成为这批花丝产品最主要的显性因素。工美行业艺术创造性和工艺文化发展上的缺损使得至今北京的花丝镶嵌工艺的艺术形式囿于传统,少有突破。由此可见,影响花丝镶嵌产品艺术风格及质量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机械加工方式的引入和分工的生产方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花丝镶嵌工艺性质的界定。尽管这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昙花一现,但也依然可以为重新认识20世纪晚期的工艺生产状态与工艺文化生态提供一种“有物可寻”的依据和线索,成为解释当下工艺美术发展态势的一种参照,也期望能给花丝镶嵌工艺在新时期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