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思想的成熟期是在宋代，而北宋是关键。程颢、程颐的洛学思想对写实绘画的成熟，以至走向高峰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写意绘画理论的提出者是苏轼，他是蜀学代表人物。苏轼的写意绘画理论是其哲学思想在绘画艺术中的具体表现。本文第一次以思想史、美学、画学为经纬，相互交义运用、考释来全面、深入的研究北宋绘画思想成熟的原因。　　 论文首先是导言，这部分主要研究北宋儒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以及各自的特点。第一个阶段是儒学初兴阶段，即庆历学术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儒学渐显，儒家们打破了汉唐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改变了儒家经学衰颓、僵化的趋势，以及佛、道之学的外在挑战，恢复了儒学的独尊地位。第二个阶段是从宋仁宗末年即嘉祜年间之后，到熙宁、元丰前后。这个时期一方面时代需要建设新儒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思想解放，儒学内部各学派纷纷形成，相互争鸣，可谓是学者辈出，学派林立，其中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最大的是二程洛学与苏氏蜀学。　　 上篇研究二程洛学对北宋写实绘画的影响。第一章论述洛学之“理”入画理。文章分三个方面分析了洛学的“天理”本体论思想：一、“天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和产生的根源。二、“理”是天地万物的最高准则。三、天理的法则永存。在洛学的影响下“理”也成为写实绘画理论中一个核心的概念，表现为：一是以“理”作为绘画本体论。二是以“理”作为绘画创作的方法论。三是二程洛学讲究高下尊卑之“理”也深深烙在绘画思想中。宋人将绘画哲学化，“理趣”成为写实绘画最高的审美理想。　　 上篇的第二章论述二程“格物致知”思想促使绘画重视审物。程颢、程颐用义理的方法对格物致知进行新的解释，将它发展为儒学中的一个新的命题，作为认识“天理”的一种途径和方法。北宋绘画在“格物致知”的影响下注重审物，主要表现为：一是观物，“实见”成为画家艺术实践的前提。北宋山水、花鸟画比起前代有了飞跃的提高就是画家们长期自觉地对山水、花木、鸟虫细心观察和揣摩的结果；二是在北宋的山水画作品中，最早出现了三维的形象，仔细寻绎，就会发现这三维的形象是由层层刻画、层层渲染的笔墨塑造出来的。所以，这时的笔墨与适于表现的特定事物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抽象地运用；三是改变画坛黄筌画派体系的整齐、琐碎、富贵、身不关己，写实画追求“形”与“理”的结合是有见识的画论家的共识。　　 下篇研究苏氏蜀学对文人写意绘画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一章论述苏氏蜀学“人情”论与写意绘画的本原论思想。蜀学从创始人苏洵开始就提倡“得乎吾心”，即将是否表达了写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和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作为文章的首要标准。苏轼更是将情、性、命合一，提出“人情”论的思想，认为人的情感的流进露实际上就代表着性与命，也就是人事活动的本原和根据。由此，苏轼提出“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的绘画本原观，以表现当绘画成为创作主体心意自适、怡然自得“不能不为之”时，作画者自然会从中得到心灵的解放。　　 下篇第二章论述蜀学的运动、变化的万物形成论与绘画的创作论的关系。苏氏蜀学认为世间万物变化是永恒的、绝对的，是无时无处不在发生着，因此“道”的本质规定为运动。蜀学这一思想与苏轼写意绘画创作论重“活”、重“变”，轻“形似”，重“神似”一脉相承的。苏轼旗帜鲜明地向单纯追求“形似”的绘画提出挑战，也是向写实绘画挑战，认为绘画艺术应以“传神”为最高审美理想。诗画都要遗貌取神，抓住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　　 下篇第三章论述蜀学的自然、“无心”论与写意绘画的论境界。苏氏蜀学强调的是物性的自然，“无心”，实际上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僵硬的规定性，都是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苏轼将自己对诗歌艺术意境的追求引入绘画中米。首先，苏轼在绘画中追求“天工”正是蜀学自然、“无心”的思想在绘画中的体现：其次，艺术能表现出下天工自然，就必须会表现出一种清新的意境特征。　　 通过洛学、蜀学对北宋绘画思想的影响的探讨，本文认为北宋洛学与蜀学的儒学思想呈现出显著的不同特点，前者是人的理性进一步强化，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儒学把伦理道德本体化，表现在绘画思想上就是重理；后者是人的感性进一步解放，表现在绘画思想上就是强调内在意识和适心而作。在整个中国画的发展和演变进程中，北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阶段。在这个时代同属儒学的两家不同的思想派别为绘画提供了不同的背景，写实画在二程洛学的理性的文艺观使中国原有的写实绘画发展到成熟，达到了高峰，文人写意绘画在苏氏蜀学强调内在意识和适心而作的思想影响下开始确立。写实、写意绘画发展的完善使得北宋绘画思想逐渐建立起一个后世难于超越的体系，实现了人、画、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