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转型经济国家，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法律环境还比较薄弱，由于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因素，管制比较盛行。本文研究一个转型经济新兴资本市场中管制、外部审计对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行为的影响，主要是研究以下三个问题：一，我国的配股管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是否有效；二，我国配股管制环境的加强是否会影响配股申请公司的非标意见信息含量；三，在新兴资本市场的转型经济中国，大所会表现出一贯的高质量审计吗。 本文通过我国的证券市场实证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我国的配股管制1999-2000年和2001-2002年这两个配股管制时期总体上是有效的，配股管制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发挥了效果，并且，我国配股管制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有逐步加强的趋势。由于管制的作用要通过公司未来的业绩体现出来，我们用公司未来的市场业绩和会计业绩来检验我国配股管制的有效性。其中，我国配股管制的直接作用从会计业绩看来都是显著有效，但是从市场业绩看来只在后一期显著有效；而我国配股管制的间接作用相对于其直接作用来的慢一点，从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看来，我国配股管制的间接作用都只在后一期显著有效；并且，我国配股管制的有效性存在一个随着时间发展在不断提升的过程，而这种有效性的显著提升不是体现在配股申请被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公司的未来会计业绩的提高上，而是体现在配股申请被证监会拒绝的公司的未来会计业绩的显著提高上，并且，这种有效性的显著提升没有在未来市场业绩上体现出来，同时，这种有效性的显著提升只体现在配股管制的直接作用上。 2.我国上市公司在2001年配股管制加强后存在“自选择”过程，特别是配股申请被证监会拒绝的公司(简称拒绝组)，其在配股申请前三年的被出具非标意见的频率显著低于2001年配股管制加强前的被出具非标意见的频率；同时，2001年配股管制的加强扭曲和削减了配股申请被证监会审核通过公司(简称通过组)的非标意见信息，在2001年的配股管制加强前，通过组的非标意见信息在监管者和未来长期市场业绩上得到反应，而在2001年的配股管制加强后却得不到反应，说明2001年配股管制的加强使得通过组公司的非标意见在2001年配股管制加强后不再具有信息含量，其决策有用性在监管者和未来长期市场业绩上不再得到反应。 3.大所对配股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要显著高于其对非配股公司盈余管理的抑制，但是，大所只对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显著的抑制，而对非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水平；并且，大所对所有样本公司(即配股公司和非配股公司)总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比其他事务所显著高的审计质量。这说明，大所具有“相机决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审计质量进行审计，大所的审计质量并不是一贯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