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白话文为工具、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新文学阵营,同时也把“文学大众化”作为致力的重要方向之一。二、三十年代的苏区文学和左翼文学、以及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都很重视文学与民众的关系。赵树理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在文学联系群众,文学创作向大众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大大推动了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发展。赵树理以农民自己的语言,借鉴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文体形式,成为解放区文艺的“赵树理方向”,一直在文坛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学在“大众化”问题上的关系展开论述:?1、“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倡导与赵树理的“为农民”的创作倾向。主要论述赵树理是如何受到“五四”“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影响,树立起“为农民”写作的坚定信念,从而与“五四”新文学在精神上保持一致。2、“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主要论述“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和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之间的关系:赵树理与“五四”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选择“问题小说”作为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生问题的小说形式,体现了他与“五四”精神的高度契合。3、“五四”新文学的感伤氛围和赵树理小说创作风格的明朗化基质。感伤是“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胎记,不论“为人生”的写实派小说,还是“为艺术”浪漫派小说,感伤是它们共同的风格表征和审美特质;而赵树理小说的豁达和幽默,一扫“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灰暗基调,呈现出热情的、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明朗色彩。这是赵树理与“五四”作家们在精神气质上的显著不同,显示了地域与时代对个人创作风格的影响。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赵树理于有意或无意间暗合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并与解放区文学所要求的昂扬向上的基调保持一致,赵树理用他的实际创作活动对“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作了一次并不遥远的回应。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久远的“乡土文学”大潮中,赵树理的创作给后人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