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通过有效的金融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是各国对金融危机教训的深刻反思以及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针对目前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线性范式与非线性范式存在的分歧，本文提出应从信用角度重新审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的回顾，探讨了金融体系信用深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与作用机制，并通过跨国面板数据对金融体系信用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理论假说，并对其存在性与实现条件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分别基于时间序列和跨行业面板数据对我国是否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实现了信用最优边界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通过对金融体系信用深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正负效应与作用机制的研究，本文认为，金融体系适度的信用深化能够通过促进储蓄率的提高、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资本积累、促进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促进技术进步或知识水平的提升以及促进产出水平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然而，金融体系过度的信用深化则会通过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导致金融的脆弱性与虚拟性以及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等机制，从而产生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　　其次，基于1967-2011年74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分类研究，本文认为，金融体系信用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非线性结构，表现为在信用深化程度低的国家样本区域，信用深化对经济增长存在较小的正向效应;在信用深化程度中等的国家样本区域，信用深化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最强;而在信用深化程度高的国家样本区域，信用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弱化的正向效应。　　再次，基于对金融适度发展问题的再思考，提出了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理论假说，并对信用最优边界的存在性、实现条件与影响其偏离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理论研究。本文认为，信用最优边界事实上表明一定在理论上存在着某种金融体系信用深化的最佳状态，能够保持与实体经济的最有效匹配，从而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效应。一个理想状态下的信用最优边界的实现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从规模角度，存在一个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潜在需求总量相匹配的信用深化总量;第二，从结构角度，存在一个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潜在需求结构相匹配的信用深化结构。错误的金融发展政策、不当的货币政策和监管体系、法律基础的不完善以及政治因素是影响信用最优边界出现总量偏离和结构性偏离的关键因素。　　最后，分别从我国金融体系信用深化的总量层面和结构层面，对我国是否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实现了信用最优边界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从总量层面，我国正处于向信用最优边界收敛的过程，然而从结构层面，存在着对信用最优边界的结构性偏离，体现为银行体系信用配置结构与实体经济部门间的增长潜力及其对银行信用的潜在需求结构不相匹配。因此，我国应构建以信用最优边界目标为导向的金融发展战略，并通过有效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金融信用体系等方面，实现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