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兴起对国家权威构成了挑战,“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已不复适用。但是治理的发展也为国家的转型提供了出路,国家在治理结构中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并且国家在完善治理结构上也将发挥关键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角色的转型更重要地体现在国家建构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治理”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时髦词汇,也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治理的兴起对传统的国家权威提出了挑战。首先,治理挑战了国家的“统治”角色与国家权力的运行向度。其次,治理反思了市场失灵与国家失败的两种场景,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之争。治理的兴起不再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它对国家的讨论也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但是,治理与国家之间不仅仅存在异质性,也具有同质性,治理不仅对国家主权造成冲击,同样也可以拓展和加强国家主权,反过来,国家在治理中也不完全是被动适应的一方,同时也是影响治理机制形成和运作的重要力量。因而,与其说治理的兴起体现了“去国家化”的趋势,还不如说治理要求国家角色积极转型,国家不仅要更加有效地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更要改善治理结构,培育市场力量和公民社会,以调整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国家在向上、向下、向外转移权力的同时,在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的体系中也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分权与民主化,同时,发展市场力量和公民社会的力量离不开国家的保护,超越发展主义、构建社会政策体系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而形成多元主体的治理方式,更是少不了国家的协调。可以说,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既是更加全面的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完善的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进入21世纪,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民生等主题为中国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需要超越发展型国家的模式。具体而言,未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实现路径有以下几条:(1)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应是加强民主建设,走法治化的道路。(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构建全面的社会政策体系,国家应完善其公共服务的职能。(3)中国应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主性,合理界定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4)提高国家能力、进行国家制度建设还需要有高效的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