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实思维因为其对未来行为的指导作用，近年来成为社会心理学领域广为关注的课题。然而，对于反事实思维的特点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尽管积累了大量关于反事实思维对决策影响的研究，但是还没有反事实思维与股民风险决策的研究。本研究基于反事实思维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82a；Roese，1997)，共进行了4个研究来考察了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的特点与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一是基于跨文化比较，本研究考察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社会性和文化性特征。本研究采用情境故事法比较中美被试在进行反事实思维时所关注的动因焦点，进而分析中美被试反事实思维的结构差异。在本研究中，被试为来自中美多个组织的226名员工，考察了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的特点以及与美国被试反事实思维的差异。结果表明，中国被试面对负性结果进行上行反事实思维时，比美国被试更关注情境的因素。中美被试的反事实思维的结构具有显著差异，表现出更复杂的结构，不论是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中国被试更倾向于加法和减法共存的反事实思维。这种用加法和减法反事实思维解释事件的现象表现出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研究二是基于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功能和智力理论，考察反事实思维对相似思维类型的作用，即对被试完成TTCT测验(Torrance，1965)和非常规用途测验(UnusualUsageTest，UUT)的启动效应。被试为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104名，启动方法为情境-句子完形法。结果表明，启动不同类型反事实思维对发散思维三个维度(独创性、灵活性和流畅性)的影响因为测验类型(语言类和非语言类)而不同。反事实思维在语言类题目的三个维度上的启动效应均达到显著差异，反事实思维启动组的发散性思维测验的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而在非语言类测验上只在独创性这个维度上起作用，即反事实思维的启动效应后，能提高被试在非语言类测验上独创性的成绩。研究三是基于投资决策理论和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功能，考察反事实思维对不相关任务的作用。本研究以股民作为研究对象，以前景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寻求-规避风险定律(即个体面对获得时倾向于风险规避;面对损失时，倾向于寻求风险)为理论基础，考察反事实思维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被试是来自深圳10家营业部的股民289名员工。结果表明，在启动反事实思维之后，被试在不同的风险环境下，设定投资目标(止盈率和止损率)与前景理论的寻求-规避风险定律不一致。当处于高风险(损失的可能性更大)的投资环境下，启动反事实思维之后，被试对目标设定的决策更倾向于谨慎和保守，表现出对风险寻求的抑制作用；当处于低风险(获得的可能性更大)的投资环境下，启动反事实思维之后，被试对目标设定的决策更倾向于冒进，表现出对风险寻求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反事实思维的启动效应对前景理论的寻求-规避风险定律出现校正。对于没有启动反事实思维的控制组被试，其投资目标设定在不同投资环境下没有显著差异。研究四是考察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特点与功能在现实情境中的应用。被试为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166名，实验采用情境问卷的方式。结果发现，个体在独立投资时，关注自我的个体受结果效价的影响，在盈利时倾向于冒险，结果为亏损时倾向于保守，但不受不受风险环境的影响;关注情景的个体受投资环境的影响，在低风险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合作投资时，面对高风险的投资环境，高情景关注的个体倾向规避风险；而低风险时，高情境关注的个体倾向于追求风险。关注情景的个体在合作投资时更关注投资环境，而不是盈亏状况。而对于高群体关注的个体设定止损率不受投资环境的影响，但是设定止盈率时，高风险环境下和盈利情况下都倾向于规避风险，见好就收。同时我们也发现，中国人的反事实思维结构仍旧呈现出，不论正性还是负性结果，加法反事实思维和减法反事实思维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