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巴黎协定》中曾明确指出要将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控制在工业革命以前的2摄氏度内,明确了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总要求,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将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而引起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和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碳减排压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早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就承诺将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降低至2005年的40%-45%,并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进一步将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60%-65%的总目标。同时,中国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做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因此,在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总量上提出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的总目标。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但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能源消耗量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碳排放国,也是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国家,使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碳减排压力;同时,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问题;另外,中国高投入、低产出的产业结构日益成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产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相应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因此,中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劣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并成为解锁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措施,中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产业不合理的布局引起的,进而为中国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产业在跨区域间流动时应着力避免碳排放的转移,以免给中国整体层面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成为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合理的产业布局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现代经济发展中较为紧凑的发展模式,产业通过集聚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的生产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实现共享、通过技术溢出提升企业创新实力,使得产业集聚成为了现代经济主流的产业组织模式,并成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实现碳减排成为了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较多地被现有文献在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所关注。但现有研究中关于数理模型的探讨方面多集中于中性技术,而现实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是存在偏向性的;同时,研究的尺度多集中于城市整体层面,在碳减排措施日益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情况下,难以满足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参考需要;另外,产业集聚的分析范围较为宽泛,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细致地考察了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传导机制,为实现中国区域的协调发展和产业的低碳转型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撑。本文对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细致的整体并加总至城市-行业层面,同时,将中国碳排放数据调整至规模以上工业层面并将行业分类标准统一至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口径,进而对中国产业集聚和碳排放强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产业集聚、技术进步和要素错配等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纳入到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进而构建了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数理模型,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在不同要素替代弹性的条件下产业集聚通过要素增强型技术、要素错配等途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其一,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可以优化能源要素和非能源要素配置的作用,进而实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其二,能源扭曲程度的上升会促进碳排放强度的增加;当能源要素和非能源要素是互补关系时,非能源要素扭曲水平的上升会增加碳排放强度;当能源要素和非能源要素是替代关系时,非能源要素扭曲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三,产业集聚正外部性效应可以促进能源要素和非能源要素的技术进步;当能源要素和非能源要素是互补关系时,非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诱发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更快地促进非能源要素的技术进步;当能源要素和非能源要素是替代关系时,非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诱发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更快地促进能源要素的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碳排放强度的降低。针对理论模型分析得出的主要命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实证考察: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直接效应检验;基于要素增强型技术的视角分析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传导机制;基于要素错配的视角分析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使用线性和非线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表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对碳排放强度具有单向的负向影响,且多样化集聚的碳减排效应主要源于相关多样化集聚,而无关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却显著为正。异质性分析发现,专业化集聚只有在特大城市中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同时,专业化集聚的碳减排效应主要集中在非能源密集型行业;多样化集聚的碳减排效应主要集中在非资源型城市或大城市。其次,本文采用非线性似无相关方法对单层型和嵌套型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构建的标准化供给面系统进行估计得出了资本、劳动和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及其各自的增强型的技术水平,并进一步将要素增强型技术作为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机制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能源、劳动与能源之间均存在互补性的投入结构;专业化集聚对能源增强型技术、劳动增强型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专业化集聚对资本增强型技术却呈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多样化集聚对能源增强型技术、劳动增强型技术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本增强型技术却呈现出了负向但不显著的影响;能源增强型技术对碳排放强度呈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资本增强型技术和劳动增强型技术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却显著为正。因此,专业化集聚可以通过能源增强型技术、资本增强型技术和劳动增强型技术等三条路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多样化集聚可以通过能源增强型技术、劳动增强型技术等两条路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再次,本文分别采用LP、LP-ACF和WRDG等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估计出资本、劳动和能源的要素错配水平,进而将要素错配作为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能源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能源投入过度、资本投入过度的现象,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均存在着劳动配置不足的局面;专业化集聚对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均呈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多样化集聚仅对能源错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的影响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均对碳排放强度呈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专业化集聚可以通过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等三条路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而多样化集聚仅能通过能源错配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最后,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可以为如何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效应实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提供决策依据,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启示:其一,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优化产业集聚模式;其二,加快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要素配置;其三,打造创新氛围,引导技术进步方向;其四,完善区域分工,构建协同减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