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述是从最初的口口相传开始的。文字发明以后,历史的记录便由史官负责。作为先秦历史的记录者,史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史官从卜史巫祝演化而来,从巫到史的演化过程中,史逐渐取代巫走上历史舞台,但走上历史舞台的史依然在沿袭巫的主要职责,并且在逐步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从最初的求神问卜发展到兼记言和记事,他们的地位也从掌管祭祀、通神的实权派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服务者。这和人们社会实践的增加,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转变是“史”从神坛走向现实的一个标志,也是人类从迷信走向开化的一个标志。可以说,巫是最初的鬼神、迷信的制造者,而史则是社会现实的描述者。史官职责转变的过程正是人类走出蒙昧的过程。人类有记录自身历史的意识是史官创造的前提。记言记事是史官的主要职责。《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对于有没有左右史的设置及其职责的划分,前人颇多考辩。但记言记事的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记录“外朝”的男史还是记录“内朝”的女史,礼乐制度都是他们记述时的价值标准。本文亦将从礼乐沿革的角度探讨左右史的设置和对于后世史官礼学历史观形成的影响。价值标准的确立为史官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卜史巫祝是先秦社会的精英阶层,是文化和知识的垄断者,是社会意识的体现者和灌输者。统治者拥有现实的话语权,而史官拥有历史的话语权。史官无形中对于当时的文体的产生和文体特点的演变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对于论说文,各种文体无一不是对于限定时空言说的记述和再现。纵观全文,巫向史的演化表明人类意识的觉醒,人类有了记录自身历史的意识。记录的需要客观上无形中促使了文体的产生和文学化倾向的形成。而拥有良好知识素养的史官们由于受到礼乐制度的影响,形成了礼学历史观。这是他们记事写人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