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省际特征较为明显的浙江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一特定区域空间内的文化体系为背景,大致从1901年前后清末浙江下层启蒙风气广泛传播至1924年国共合作止,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浙江舆论氛围的变迁历程,探讨浙江这一区域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包括政治、传媒、教育等综合因素在内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还集中体现在当时的校园文化、女性教育以及以浙省革命为背景的新文学作品中。应当说,区别于其他内陆省份,新文学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中显示出相当大的能动性,较早地以一种对话者的姿态对新思潮进行选择性接受、模仿以及改造,甚至对文化中心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辛亥前后浙江文化氛围称得上有“公共舆论”的开始,得益于1901年6月20日在杭州创刊发行的《杭州白话报》。浙江新知识界人士注重启蒙形式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专注于思想与知识的启蒙特征,也离不开浙江特有的人文与政治环境。作为开展留日学生运动较早的省份之一,以留日学生翻译日本书籍、招聘日本教习、创办《浙江潮》等为中介,向浙江本土传递了民族主义的诉求。同时以推进新教育为核心的省教育会,通过创办教育刊物和组织名人讲演,加速了新文化新思潮的体验在浙江本土的传播。两次文学色彩浓厚的学生运动,促使了“转型时代”浙江民间舆论由校园走向社会,深化了五四运动在浙江的开展。浙江新知识界人士也面临着身份转型的苦痛,当时的文化生态、文体样式从民间文化向学院文化转换。前者因与公共传媒相结合,在扩大文学影响的同时也促使文学走上了学院文化的道路。这种从民间到学院再到社会的过程,显示了浙江新文化空间开拓过程中雅俗共赏的情态。后者以“浙一师”校园为中心,经亨颐的“人格教育”理论与实践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准备条件；而以浙江新潮社、“前后四金刚”为中心的文学实践,参与了浙江本土新文学场域的建构。与此同时,章太炎及章门弟子作为近代中国知识界转型的风向标,与新文学教育关系密切。他们对于“学在民间”、“眼学与耳学”、“言文一致”的辨识与实践,不仅显示了新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还昭示了新文学研究范式艰难确立的过程。近代口岸城市的逐步开放以及民族工商业、新式工业的兴起,为女性职业化趋势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时戊戌维新以来新知识界人士营造的舆论氛围也唤醒了新女界的民族意识、平等自立精神乃至性别意识。在此过程中,晚清民族主义的话语开始渗透到女性教育与女权运动中,女学校、女性团体、女性报刊是集中呈现女性教育和女权运动的重要载体。经元善创办的上海中国女学校,不仅改变了此前教会女塾包揽女子教育的局面,还直接促成了浙江新知识界人士对于本土女性教育的关注。“惠兴殉学”及其意义传播昭示了“满”“汉”两族群共享了近代传媒的物质条件以及民族主义话语资源。男性启蒙者在提倡女性教育的同时,还通过“废缠足”以及“倡女权”等途径对于新女性先驱进行塑造。在此过程中,新女界的精英个体从既有的身份塑造中觉醒,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包括女性教育宗旨、女性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等话题,从“女英雄”的认同逐渐衍生出“女国民”、“新女性”等观念和形象。其中,以单士厘及其游记中体现出来的女子教育的异域体验,依然局限于男性启蒙家对于新女性的设计与塑造的框架内,但女子开始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是不争的事实。“女英雄”的认同观念起自蔡元培担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前后,属于新知识界人士宣扬的贤妻良母主义潮流之外的女性教育思潮。这一思潮还被1903年前后的留日女学生界吸纳,突出表现在以秋瑾、陈撷芬为代表的“实行共爱会”组织以及之后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的活动上。秋瑾参与和创办的《白话报》、《中国女报》在引导女界启蒙的同时,积极认同“女界革命”与“民族革命”之间的联系,其亲身实践活动也昭示了新女界自身转变的艰难历程。作为近现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区域之一,浙江与历次革命密切相关的事实成就了这一区域文学的革命传统与特色。浙江自古以来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参与了对“革命传统”的塑造,这不仅表现在章太炎对于“革命”理论的建构与宣传,还表现在以陶成章及光复会为代表的实干精神上,他们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展开。浙江留日学生在东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空间中以制造舆论等方式参与了革命思想的宣传与传播,同时也促成了早期革命文学网络空间的建构,为五四新文学的到来提供了新的质素。与此同时,萧山衙前这一浙江本土的农村空间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沈玄庐、刘大白相当一部分新诗对其进行了书写,显示了浙江本土新诗创作的实绩。当然,辛亥革命与浙江之间的关联是新文学经常关注的主题,这不仅体现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由秋瑾事件改编的戏剧文学中,还体现在以王钟声及“春阳社”为开端的进化团系统的戏剧上。它们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宣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促进了革命文学、戏剧教育的发展。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在面对这一历史事件时,因采取的视角、所担负的亚文化资源的差别,将浙省革命的流布以拼接的方式加以言说：无论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革命历史,还是以后来者的眼光追忆这段革命历史,浙省革命的流布与新文学空间成为他们讲述、创作的依据,其背后流淌着他们对于乡土历史和区域文化的关切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