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中国做出了分税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初步建立较为全面、系统的税收制度,实现了中国财税改革的历史性飞跃。伴随着税收制度的演进,“效率型”税收制度一方面将“增长主义”为先的经济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以税收收入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收入总量高度累积,“扩大规模”的财政哲学长期占优,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中广泛形成。然而,经历了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原有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偏离。2008年后,中国错失了税收制度调整的最佳契机,经济发展对体制负面效应的融合度渐进饱和,税收制度的经济绩效由原有的“激励变量”逆转为真实的“经济约束”。鉴于此,税收制度面临重新的评价与权衡。本文即是从广义税收制度的视角出发,从宏观税负、税收结构以及税收管理体制动态演进的三个维度,遵循分税制改革的初始背景与逻辑路径,用辩证的观点系统衡量中国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具体研究涉及以下问题:首先,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本章在现行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架构下,探讨三个口径宏观税负率与边际宏观税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在分阶段演进中,具有“增收”特征的税收制度直接带来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的攀升,在税收制度形成期(1994—1997),多数变量均不显著;在制度发展期(1998—2002),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开始释放;在税收制度的弱势转变期(2003—2007),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变得尤为显著,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绩效达到高峰;在税收制度的强势转变期(2008—2013),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税收制度强势供给与创新并未得到满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逆转,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负效应愈发突出,且强度也大于前面三个阶段。边际宏观税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消极向积极态势的转变过程。不同口径的分析结论显示:随着口径的变大,前期大量非税收入的存在及其较低的管理水平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得益于预算改革的推进,非税收收入的负面效应有所弱化但依旧强劲。在总体制度绩效释放期,宏观税负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为负。区域实证结果反映:在整个税收制度红利的释放期,地区宏观税负率制约经济增长,边际宏观税负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东部地区由于宏观税负上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小于中、西部地区。其次,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绩效则更加侧重税收制度的结构演进视角。从总体演进结果来看,我国直接税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令人担忧,由于直接税比重较低,税种不健全,直接税的总量及其经济调节功能不足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绩效。从分阶段演进的情况来看,在税收制度的强势转变期(2008—2013),税收结构的消极作用极为突出,经济增长绩效损失远远大于间接税税收制度完善中所带来的正向经济增长绩效。之所以在制度演进的弱势转变期矛盾并不突出,原因在于: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符合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安排的内在要求,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且正向绩效持续为继,在改革的前期掩盖了直接税的调节不足,但间接税的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在最后阶段出现了大幅度减弱,也使得税收结构的劣势凸显。相比之下,区域视角分析中,税收结构的经济绩效在东部地区的负面效应累积显著,中部地区的负增长效应次之,西部地区税收结构演进较慢。最后,分税制的经济增长绩效。本章通过构建分税制制度绩效衡量指标,从省级与区域层面展开经济增长绩效分析。在制度合理方面,总体来看,政府支出的经济增长绩效并未全面实现,政府收入扩张的负效应凸显,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收入的扩张根源于政府职能的不规范与支出责任的界定不清。分阶段演进中,分税制的体制框架下政府支出的与政府收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出现了阶段性波动,以2003年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为分割点,政府收支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在制度强势转变期,政府收入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制度规范方面,总体上,税收分权激励作用不足,收支不对称矛盾突出,转移支付制度的经济绩效有待释放。分阶段演进中,税收结构在税收“分成”的财政激励下逐渐阻碍经济增长绩效的释放;税收分权的经济激励自制度形成后经历了绩效释放到逐渐衰弱的过程;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偏离经济增长目标,也强化了税收之外的收入扩张惯性。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收支调节作用尤显不足。在管理科学方面,无论是总体还是分阶段分析都证实:预算内收支的规范度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区域分析中,分税制整体绩效的负面效应在东、中和西部地区骤然显现。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本文分析了税收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其经济增长绩效。结论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性之举,我们既要肯定其贡献,又要结合经济发展的需要确认其修正的必要性。在分税制改革后的很长时期内,税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路径是相匹配的,但在制度演进的后期,分税制体制背景下税收制度的经济增长绩效业已衰竭。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形成的税收制度框架正阻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转换,基于原有税收制度的固化与些许的制度微调无异于“饮鸩止渴”,在经济体制改革渐进“深入区”之际,只有“断臂求生”,走向否定之否定,全面建立现代税收制度,保持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优化税收结构,重塑政府间税收分权的有效激励框架,释放中国供给管理约束,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