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伴随着国内国际市场对中高端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利润减少和产能过剩并存。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中国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在现阶段国家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和国家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就显得意义尤其重大。只是由于，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一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为了进行结构性改革，而结构性改革有时间的滞后性，要让经济平稳的中高速发展，提高现阶段资源配置效率就显得异常重要。如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所强调的那样，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而较准确的度量出中国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及其构成，将对中国制定相关的宏观政策起到参考和借鉴的作用，而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从两个大的方面讨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损失，一个方面是以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数据支撑，讨论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此单独考虑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单独考虑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考虑资本配置扭曲和劳动力配置扭曲共同作用的情形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及其相互关系;另一个方面是考虑户籍制度的限制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影响，为此对两部门模型和三部门模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第二章中，通过建立具有垄断竞争中间厂商的企业异质性模型，给出了一种更为准确地度量中国制造业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的方法，由此对中国制造业1998-2007年由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损失做了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与大部分文献不同的是，本章研究发现，在1998-2007年制造业由于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是逐年增大的，从23.6％增长到34.7％。另外讨论了企业分组之后由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既把企业进行分组之后，在每一年，把制造业由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每个组中每个行业的企业的资本配置扭曲不同而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另一部分是由于每个行业的企业所在组的资本配置扭曲均值不同而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由此分析了企业以年龄分组、企业以所有权分组和企业以大小分组的相应TFP损失，得到:企业以年龄分组、企业以所有权分组和企业以大小分组由于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第一部分制造业TFP损失的年平均值分别为26.9％、25.5％和19.3％，第二部分制造业TFP损失的年平均值分别为0.49％、1.6％和8.0％。　　在第三章中，在Hsieh and Klenow(2009)的基准模型基础上，单独剥离出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效率损失。本章通过建立具有垄断竞争的中间厂商企业异质性模型，使用LP法估计每个行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得出1998-2007年由于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中国制造业TFP损失从1998年的9.2％减少到2007年的7.5％。另外，本章对企业以特征进行分组，分组之后把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每个组中每个行业的企业的劳动力扭曲不同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另一部分是由于每个行业的企业所在组的劳动力扭曲均值不同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由此得出企业以年龄分组、以所有权分组、以地域分组、以省份分组和以大小分组的第一部分制造业TFP损失年均值分别为:8.16％、8.06％，8.18％，7.64％和5.83％，第二部分制造业TFP损失年均值分别为:0.10％、0.23％，0.15％，0.67％和0.25％。　　在第四章中，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制造业的要素错配整体扭曲和劳动力扭曲及资本扭曲的相互关系，及其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得到制造业的整体要素配置扭曲、资本配置扭曲和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在1998年分别为26.4％、21.8％和13.8％，在2007年分别为27.4％、34.1％和8.1％，由此可以看到制造业整体要素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小于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与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之和，这说明劳动力扭曲和资本扭曲可能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其经济含义为资本扭曲越大的企业偏向于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比如在1998年、2002年和2007年，劳动力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加上资本配置扭曲导致的TFP损失减去整体要素配置扭曲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分别为9.2％、10.1％和14.8％，而劳动力配置导致的制造业TFP损失在2007年为8.1％，这说明在2007年劳动力的扭曲绝大部分是为了扭转制造业里的资本配置扭曲，为此证实了劳动力扭曲和资本扭曲是负相关的，其相关系数为-0.67。　　在第五章中，在两个部门两类工人的框架下讨论了户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其中农业部门只用到劳动力投入作为要素投入品，并且只用到工人的原始劳动力，非农部门以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要素投入品，并且利用到工人的人力资本。把工人分成农业户口工人和非农户口工人，非农户口工人只能在非农部门就业，而农业户口工人可以在农业部门就业也可以支付一定的户籍差异成本和移民成本进入非农部门就业，以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度量了2005年户籍限制的程度，并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的不同情形下，考虑了当户籍限制程度变化时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化，以在开放经济的情形下为例，得到当户籍制度限制由2005年的现状放宽松直至消失时，非农部门的产量将提升3.7％，农业部门的产量将下降15.9％，中国社会总产量将增加2.29％，非农部门产品价格将下降3.57％，农业部门的产品价格将上升7.06％，社会最终产品的价格将下降2.91％，非农部门的工资率将下降5.89％，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将上升10.38％。　　在第六章中，为了更准确地度量户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在第五章的基础上，考虑三部门模型，既把第五章的非农部门拆分为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之所以要考虑三部门模型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为了和现实数据更好的匹配;第二，可以更准确的度量每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可以在企业异质性的框架内考虑企业的进入退出，因而考虑户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时，研究了两种影响渠道，一是劳动力在三个部门之间的流动，二是企业的进入退出;第四，可以更好的度量经济结构转型。以开放经济的情形为例，在2005年，当户籍制度从现状逐渐放松直到消失时，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了3.64％，服务业的产量增长了3.87％，农业部门的产量减少了15.5％，社会最终产品产量提升了1.37％，制造业的平均人力资本下降了5.86％，服务业的平均人力资本下降了8.75％，农业户口进入非农部门工作的工人的平均人力资本下降了11.4％，务农的工人数量下降了18.3％，非农户口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数上升了6.93％，农业户口进入制造业的工人数量上升18.65％，非农户口在服务业部门结业的工人数下降了5.78％，农业户口进入服务业的工人数上升了35.4％，制造业部门就业的人数上升了12.8％，服务业部门就业总人数上升了16.5％，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资本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57％，农业部门产品的价格上升了6.79％，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下降了3.69％，社会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了2.5％，非农部门的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率下降了5.89％，农业部门的工资率上升了10.5％。　　第七章在两个部门两类工人的框架下度量了户籍扭曲的程度，并给出了研究户籍制度对经济影响的模型框架。研究表明:(1)1984年到2013年中国的户籍扭曲程度是呈现倒U形的，即先上升后下降的一个过程;(2)增加农业户口工人向非农部门就业的有效方法为:减少农业与非农户口差异给农业户口工人带来的额外成本、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适当减少农业部门工人的收入补贴率、适当减少非农部门工人收入的税收率和减少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物价水平;(3)户籍制度逐步放松对经济的影响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将下降、非农部门的就业人数将上升、非农部门的产值将上升、农业部门的产值将下降、整个社会的产值将上升、农业部门工资率将上升和非农部门工资率将下降。通过模型的拓展本文还得到:各省份减少本地与外地户口差异给外来户口工人带来的额外成本有利于增加该省的劳动力供给。户籍制度限制的放松将使得整个经济更有效率并能缩小农业部门工资率与非农部门工资率的差距，有利于社会的繁荣与公平。　　文章的最后对前文做出总结，并给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