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着重研究分析冷战背景下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美国的反应及其应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纵观1949 至1950 年中苏两国由接近、谈判直至走向结盟的全过程,美国始终对此密切关注。在相当的程度上美国甚至是中苏结盟过程中的一个无形但又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第三者。首先,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以美国国务院为首的官员和专家一直致力于阻止中苏过于接近以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但是美国军方与援华集团则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仇视和偏见,因此虽然当时的杜鲁门行政当局在整体上采纳了国务院的意见而试图“以拉促变”阻止中苏结盟,但是却没有主动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和1950 年上半年中苏同盟关系的顺利发展,美国决策层内再次掀起了对中美关系的争论,争论的最终结果是原来主张“以拉促变”的国务院最终转变立场,争论的双方达成一致并形成在中国大陆周边构建战略防御圈的对策。面对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基于上半年对中苏同盟的认识,美国杜鲁门行政当局在决定出兵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作出中立中国台湾海峡的决策,从而重新卷入了中国内战,并且在随后所做的一系列相关决策中都把中苏同盟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及在此过程中中苏关系的高度协调,美国加强了对新中国的敌视和遏制,从此开始了两国关系二十余年的冰冻期。本论文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之紧密相关,美国国内决策层对华政策的争论也与之有关,而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注意似乎还很不充分,即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中苏结盟对中美关系以及冷战进程的巨大影响,因此本文的有关讨论在一定的程度上能促进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