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其原理体系可按适用范围划分为根本原理、普遍原理和个别原理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在认识的两次飞跃中得以实现。中国哲学的血脉早在启蒙时期就溶入了欧洲文化，并深深影响了启蒙时期的欧洲大多数思想家。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中国元素”同样不曾缺席。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文化有强大的阐释力，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解读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导致它们可以完善融合。从天朝上国的幻象跌入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国，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条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得失成败，又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被解析为三个层次：1．文本与问题中国化。2．理论与实践形态中国化。3．中国化实践成果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马克思著作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不同时期涵义不同，在其晚年主要指东方形态的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是指前资本主义民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但这个设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列宁斯大林对东方民族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探索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东方民族形态。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可以分为：无产阶级怎样在东方国家夺取政权的“革命论”、东方民族怎样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文明条件的“建设论”和如何定位东方国家现实社会主义的“建成论”。他们的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他们的经验教训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取之不尽的财富。在20世纪初，中国已经有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与思想基础。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李达的研究就已经具有明显的中国气魄，做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独创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不是世界体系的“中心”，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边缘”国家。需要更多的“边缘”意识来解读中国问题。毛泽东思想的特色是以辩证法为核心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打破了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以革命辩证法促动了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毛泽东在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并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唤醒了中国革命的主体。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在批判总结斯大林“建成论”基础上，提出东方国家建设的现实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建设这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就是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邓小平一方面要求走自己的路，锐意改革，过“市场关”和“民主观”，同时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坚持社会主义导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建党80周年、执政50多年经验的结晶，是对具体实践的科学总结，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表述。在20世纪末，帝国主义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全球金融帝国主义，发展到了它的新阶段；同时中国改革也遇到了以五个不平衡为特点的新问题、新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国情”和“世情”，审时度势，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五个统筹为核心的新改革战略已经基本成型。“始于毛成于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