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监管制度是指政府及其监管部门以消除证券市场失灵为目的，遵从控制市场风险、保护市场行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则，依据国家的有关基本法律，制定的相应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并据此对证券市场的各个层面进行监督和管理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体系的总称。它一般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来实施，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制的规则，迫使被监管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企业)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点上进行生产，最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作为理性的企业并不会被动地接受政府的监管——这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总会采取种种办法来逃避监管，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往往导致政府的监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幻多端，致使政府的目标难以奏效，甚至事与愿违。因此，必须权衡证券监管的利弊，考察证券监管可能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要衡量证券监管制度的效率。 证券监管制度的制定与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监管制度的实施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监管制度本身运行所需要的成本及其所带来的效益，本文称之为证券监管制度的运行效率。它所考虑的问题是，监管制度的成本是不是最低的，是不是还有降低的可能，如何改变现有的制度以降低成本。考察的重点是在监管下的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而监管制度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称之为证券监管制度的综合效率。它所考察的是监管制度是促进证券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还是阻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如果是促进的，那么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现存的监管制度是不是最佳的，通过监管制度的调整，经济效率是不是还有提高的可能。 证券监管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政府的目标偏好。证券监管的成败、证券监管制度效率的高低关键在于政府的设计妥当与否。或许某些问题的确是由监管失灵所造成，但这并不成为否定监管的理由，需要做的是调整和改善监管制度而不是减少或否定监管，重要的是政府干预必须被良好设计，确立适当的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范围，并加以谨慎实施。并且证券监管制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共同构成一个制度整体。在很多情况下，市场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环节的一项制度或一种规范在事实上决定了(或取决于)其他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的规范和制度要点。这就要求从联系的观点综合考察证券监管制度的实施及其制度效率，而这一切必须满足消除证券市场失灵，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运行效率低下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单纯地用监管制度的运行效率来衡量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准确的，必须还要用监管制度的综合效率来衡量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甚至说，从综合效率角度来衡量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是更完善的，更准确的。因为，证券监管制度效率的最终体现为是否有效地消除了市场失灵，促进了经济增长。实际上，证券监管制度的综合效率本身就涵盖了证券监管制度运行效率的内容。 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有：一是筹资功能，即使资金从资金拥有者手中流向资金使用者，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社会闲置资金向生产领域的转移，为企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二是资源配置功能，即引导资金有效地由低效益的部门向高效益的部门流动，从而优化资源或生产要素的配置或提高其配置效率，即实现帕累托效率。而在市场失灵发生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完成优化资源配置时，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强制性监管手段。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就是为了促进证券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提高证券市场效率。那么，证券监管是否能有效地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呢？国内众多学者从市场的有效性角度研究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弱式有效或无效的，即中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效率低下，从而对证券监管制度提出了责难。但从筹资效率看，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发挥了强有效的资源动员能力，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高效的资本支持。因此，单纯用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合理解释中国证券市场效率，也难以否定监管制度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市场效率低下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必须从市场有效性、市场效率、监管制度安排三者联系的视角来探讨中国证券监管制度对资本的形成、流动以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是说，要从运行效率和综合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证券监管制度的效率。按照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流动程序，证券监管可以分为对上市公司筹资的监管，对上市公司的运作和股利分配的监管，对证券经营中介机构的监管。据此，证券监管制度体系可分为筹资监管制度、上市公司运作以及股息与红利分配监管制度、中介机构经济性规制制度。 上市公司筹资监管制度的效率可从融资规模效率和融资配置效率两方面来考察。从融资规模效率看，中国证券市场在十几年中发挥了强大的资本形成或资本集中功能，股票市场筹资额占GDP的比重、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与银行贷款增加的比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对国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