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明清时期孝妇河畔的望族，主要以淄川地区的韩氏、毕氏、张氏、王氏、高氏、孙氏六个声势显赫的家族为中心，新城王氏、长山刘氏以及淄川袁氏等家族也在文中有所涉及，但不作重点。通过论述各家族的盛衰变化，分析望族变迁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及望族地域化过程。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外，正文部分共六章，其中第二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三、四、五章按照宗族的社会功能，即宗族与地方经济，宗族与文化建构，宗族与地方社会风俗的关系逐一展开讨论，梳理宗族发展的脉络。 第一章，淄川社会文化与历史变迁。采用时序式的描述，对淄川的历史以及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化加以论述，从而为下文讨论望族的盛衰变化作以交待。 第二章，科名与著姓望族。首先论述淄川六大望族的发展过程，然后对望族盛衰及其背后的根源加以重点分析。对于望族来说，依靠科举获得政治地位，是其家族繁荣的重要保证。一旦其政治地位发生动摇，家族也会随之变化。同时，望族之间的联姻，已经远远超过了合两姓之好的本意。此外，家族成员的社会交往也促进了家族文化的广泛传播。因此，上述三者是判断望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往往需要通过科举等多种努力，实现各种要素之间的平衡。由于各望族内部自我管理和受到的外界影响不尽相同，决定了各家族盛衰长短不一。本章利用图表对望族科举、婚姻关系进行统计，并对宗族与宗教在家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给以关注。 第三章，望族与地方社会经济。不同的起源方式决定了各家族的发展轨迹也不尽相同，通过论述孙氏家族与当地琉璃业发展的关系，阐明望族与上层和下层社会沟通的另一途径，以及由此促进了博山琉璃业的兴起。同时，士绅也通过抵制豪猾抽税，对地方市场的完善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本章还利用毕自严的分家文书以及其他契约文书等资料，分析望族自身对家庭内部进行的经济调整。 第四章，望族文化建构。本章主要论述望族内部的权力规范和管理机制，这就包括了修谱、建祠堂、制家规等自身文化建构。其中望族祭祀形式与管理条例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望族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融合。具体到实践层面，望族是如何利用自身已有的资源，实现了地域社会化过程，则是本章讨论的中心。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望族的地域社会化过程也是其家族文化建构的过程。 第五章，士人的社会交往与儒学地域化。当我们把全部的研究视角，都放在望族的组织功能及家族权力运作等方面时，也不能忽视了士人在地方社会与家族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士从家族中来，又回到家族中去的过程，反映士人社会交往与地方、家族和国家的联系，同时对特殊的社会群体—隐士，给以关注。 第六章，望族与地方社会风俗。望族作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其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社会风俗。他们在对地方文化的塑造方面具有倡导者、参与者的双重身份。我们还应该看到，望族改变了社会风俗，同样风俗的变化也使望族逐渐世俗化。总之，本文在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并利用口述历史，百姓相传的神话传说等，反映明清时期淄川望族的实际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