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服务业是连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中介组织集合而成的行业综合体,是实现我国更高质量与更充分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源服务业公私协同监管是指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与有关社会组织之间充分发挥彼此的优势,力图将高成本的监管情境迭变为主体资源有效利用、降低监管成本的和谐、协调的监管路径。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监管,推动现有的单一监管模式向公私协同监管模式转变对于我国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就业率的稳步提升以及社会稳定等发挥着有力作用。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深化,公私协同监管成为了共建共治共享进程中的主要环节。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现有单一监管的不足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公私协同监管的理论依据、可行性及必要性,最终提出建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等与行业协会协同的监管模式,并初步探索公私主体在监管协同时的权力配置。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概况以及对其的监管模式,即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导的单一监管。随后从历史沿革角度分析了单一监管模式的成因,并指出了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现有单一监管模式所暗含的潜在不足:行业信息壁垒引致较高的监管成本、监管主体与监管客体关系对立导致监管效率低,发生公权力过度干预、寻租、部门利益争夺、监管不力以及互相推诿等政府失灵情形。第二部分在国家社会理论、回应性监管理论、协作性治理理论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等基础上提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从单一监管迈向公私协同监管的监管变革构想,并结合我国现阶段出台的有关政策以及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现实需求阐释公私协同监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交易相对人合法权益等角度出发引申出公私协同监管之于单一监管在功能上的推进与提升。第三部分则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公私协同监管的命题下探讨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公私协同监管的主体。首先概括了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在既有的公权力监管主体下引入联邦独立监管机构、独立第三方机构和有关行业协会等私主体参与监管的情况,从而为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公私协同监管的主体选择提供了范本,由此结合我国实际展开行业协会参与人力资源服务业监管的论述,并对其参与监管的内在禀赋进行阐释。同时重申《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提出的各政府部门在监管中的主体地位与联动合作机制。第四部分在人力资源服务业公私协同监管主体确定后进一步探寻公权力主体与私主体在监管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分别在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与事后监管三个层面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等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的权力范围与边界进行厘定,力图实现二者权力与作用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