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在“元叙事”的层面上解构了“大理论”和“科学理性”的认知论,一直以来标榜“文化的科学”的人类学也在这次后现代解构思潮下被迅速颠覆解构,人类学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1986年,美国人类学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马库斯合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出版,成为“人类学思想的分水岭”,从而化解了人类学的写作危机,将人类学“表述的危机”引向了民族志写作的修辞和叙述策略上,“表述”的突破口转移到了文学层面上,借用文学的形式来“写文化”,并相继提出了“民族志诗学”、“人类学诗学”等概念,为落入后现代表述危机的经典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写作找到了新的出路,民族志写作进而从“写什么”的终极之问转向了“怎么写”的修辞和叙事的问题。随着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解释人类学等新新理论的兴起,文学人类学的写作呈现出了多维的写作范式。90年代以来,国内作家通过对正统历史观的解构作家的笔触伸向了边缘和少数民族的族群文化;后现代状况下出现的工业文明的精神衰落,从而祭起了缅怀“原始主义”的大旗,对狭隘的文明和原始的悖论进行了纠偏;在文化相对主义范式和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引领下,兴起了对“地方知识”的阐释。国内作家自觉的文化书写,是应对文化全球化浪潮下本土文化所展现出来的自觉和觉醒,来规避“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作家转向文化传统内部和“地方知识”的深处,用相对视角建构起了文化的特殊性和人性的差异,在不同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中,培养起用相对主义和开阔的胸襟认识地方差异的眼光。对文化特殊性的反思使我们看到文学在文化表达上所起的意义,文学人类学面向的“文学”是超越经院学科制式的活态文学、多元族群互动的文学和口传文学,因此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学有必要在立足本土的根基上进行一次“话语祛魅”,使文学重返本土文学的语境,成为适合疗救本土人精神的良剂,从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摆脱西方文学理性架构下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文学人类学除了开拓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和解除人类学的表述危机外,在最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是在文学和人类学的结合中发现了真正的“人”,这也是现代人文科学必然要走的路。